2013年7月31日星期三

探監案:教授對朋友定義的謬論

代探監案 辯方借梁僭建拗朋友定義

【明報專訊】涉嫌在荔枝角收押所提供「代客探監」服務案件昨續審。辯方質疑難以界定探監人士的「朋友」身分,更以特首僭建大宅作例子,「CY(梁振英)一開始都話經專業人士驗樓,後尾改口係『朋友』,顯示『朋友』定義甚為廣闊」。裁判官裁定表證成立,案件下月19日裁決。

服務「有意義」 沒隱藏職員身分

報稱任職文員的首被告溫皓竣(45歲),2011年設立曙光用品公司,涉嫌安排另外5名被告到荔枝角收押所提供「代客探監」服務。6名被告被控串謀欺詐懲教署,向署方訛稱在囚者為他們的朋友。

辯方律師張達明稱,曙光用品公司是一間有意義的社會企業,提供的服務能幫助在囚者,值得繼續發展,假如署方擔心該服務帶來負面影響,應加強規管而非強制禁止。

張說,署方從沒明確公布《監獄規則》 中探訪「朋友」的定義,眾被告根本不知已犯罪,而眾被告的行為公開,探訪時均身穿綠色Polo恤,表格上亦填上公司地址,懲教署人員不可能無法分辨該公司職員,故不構成串謀欺詐罪。

指梁振英曾找「朋友」驗樓

張更「翻特首舊帳」,指梁振英早前被揭發僭建時,初時表示曾找專業人士驗樓,後來改口指由「朋友」驗樓,可見「朋友」定義廣闊。張更直斥控方指控荒謬,又謂被告行為光明磊落,反觀署方做法閃縮。

另一辯方大律師郭憬憲表示,懲教署人員將非親屬的訪客都歸類成「朋友」,令大眾誤以為於探訪表格上填寫「朋友」是官方接受的做法,質疑署方的界線寬鬆。

控方反駁,眾被告作供時承認不認識在囚者,故自稱「在囚者的朋友」已構成不誠實行為,令署方人員違反公職,讓眾被告進入收押所探訪。控方又稱,即使被告身穿綠色Polo恤、在表格填上公司地址,署方人員亦難以即時確實其「朋友」身分。

【案件編號︰KTCC2097/13】
(31/7/2013 明報)

我不知控罪內容實際上怎樣描述,「朋友」一辭的含意好明顯是本案串謀欺詐的關鍵。看了這則法庭新聞不覺失笑。張教授帶學生上庭觀摩,也要立個好榜樣,示範一下甚麼是有邏輯的陳辭,顯示一下甚麼叫good advocacy。

從報導看大律師郭憬憲的處理手法比張教授高明,法學生應該學郭憬憲而不要學張達明。張達明犯了兩個謬誤。在法庭上闡釋詞語的意思,在法律條文裏沒有介定的話,就要引用權威字典裏的解釋,中英詞彙也是這樣。梁振英又不是文字學語言學家,引用他「朋友」驗樓的講法,顯示「朋友」定義甚為廣闊,這種辯論算是那種邏輯?精確一點講,算是那種邏輯謬誤?就算梁振英是語言學家,他講那番說話的時候,如果不是謊話,也只不過是在講那替他驗樓的人的身分,那專業人士可以同時是他的朋友。張教授引用這例子是思考不清的廢話,他可能以為自己在拍電視劇。

另一謬誤是,張教授稱曙光用品公司是一間有意義的社會企業,提供的服務能幫助在囚者,值得繼續發展,這些被告在有意義的社會企業工作,或者身為無意義的社團人士又怎樣,這個法律問題是,究竟獄中囚犯和他們是否相識,大家能不能互稱朋友。張教授講了一大堆都是廢話,他的學生以為律師就是在法庭這樣講廢話的,大學怎樣訓練到好律師出來?不如叫他們回家「煲」電視劇集好了!






唐英年使人噴飯的開誠布公論

案件花兩年 唐批浪費公帑

【明報專訊】去年2月「唐宮」被揭發僭建,案件再押後至明年2月,前政務司長唐英年昨在庭外質疑,如此簡單的案件竟需花兩年處理,加上妻子郭妤淺已經認罪,對於此案是否需耗費大量公帑、使用複雜程序處理,他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類似案件罰款了事」

唐英年強調,過去10年有77宗類似案件,均只罰款了事,金額由數千元至1.5萬元不等。唐續稱,本案只是一宗簡單的僭建案,他相信至今並無任何的僭建案需花這麼長時間,以及如斯深入和複雜的過程處理。

唐英年又表示,他們一直以來「開誠布公、配合調查、承擔責任」,希望案件快點過去,然後向前看。對於這案是否得到公開、公平、公正的處理,他說感到失望,甚至質疑其處理手法動搖及衝擊香港的核心價值;被問案件是否與政治檢控有關,他不評論。

律師兼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說,此案備受大眾關注,控方可能為免大眾誤會律政司對唐宮僭建案有不公之嫌,故同意就控辯雙方案情展開聆訊。不過,涂稱最壞的推測是,律政司為了令唐英年夫婦尷尬,故刻意延長時間處理案件。

(31.7.2013 明報)

也虧唐英年說得出「開誠布公、配合調查、承擔責任」這一番話,還以此「勸勉」陳茂波,這算是香港的厚顏無恥價值觀,跟80年代有些警察貪污案,以老婆當娼藉此解釋資產與收入不相稱的指控有何分別?厚顏無恥還可以大義凜然,沾沾自喜!香港怎麼會充斥着大大小小的蠢人?怎麼會學不曉在不適當的時候不講話呢?我不知唐英年講這番話你有何觀感,我就對他充滿鄙夷。

唉!涂謹申也應該收檔,他的推測啼笑皆非,連離開了香港將11年的標少也不如。我相信唐宮案的調查拖得這麼長是因為屋宇署調查不專業所致,這件案以僭建的嚴重性而言,一開始就應交給警察展開刑事調查,而不應只循一般的僭建調查程序。這樣講並非有意針對唐英年,而是唐宮的僭建一開始就涉及呈遞虛假圖則,騙取入伙紙,然後繼續僭建,跟入伙之後那種改動,甚麼天台玻璃屋,陽台變房間,從外表也堪察得到的僭建根本不能同日而語。辯方引用法庭的慣常罰則,也不適用於此案。

涂謹申的評論不知所謂,律政司對唐宮僭建案確有不公-----對香港市民不公,優待了唐英年,刻意延長時間處理案件為了令唐英年夫婦尷尬的講法,荒天下之大謬,虧涂謹申講得出,律政司根本在優待唐氏夫婦。歸根究底是屋宇署的調查方法搞到無證據檢控唐英年。就當真的沒有證據,郭妤淺兩張傳票為何要撤銷一張呢?控方當然可以自圓其說,plea bargaining嘛,兩張傳票part and parcel嘛,撤銷一張最終刑罰都無分別。這種說話用來騙一般市民就可以,標少在法庭長大的,休想騙我。Plea bargaining當然是等閒事,為了節省法庭時間認一條放一條也可以是合理決定,但對控方案情有爭論,搞到要傳召證人開Newton Hearing,控方為何要這樣「蝕底」?你不同意案情,我就不撤銷傳票。這次的處理手法根本是大減價之外再打五折。把陳玉峰案的處理和這件比較下,如果陳玉峰不同意控方的全部案情,你認為控方肯不肯撤銷控罪讓她簽保守行為?如果控方肯的話,陳玉峰就無需步出法庭之後立即反口。

郭妤淺承認其中一張傳票的控罪,但爭論部份案情,案件押後到涉案其他被告的案件審結之後召開Newton Hearing。甚麼叫Newton Hearing/Inquiry呢?我在尿液掉包 一文解釋過,這Newton並非物理學家牛頓(Isaac Newton),而是來自1983英國上訴庭處理的 R v Newton (1983) 77 Cr App R 13 案,對被告認罪但爭議案情的情況下,定出處理程序:聽取雙方有爭議部分的證供,法官作出事實裁斷,舉證責任(onus of proof)在被告一方,舉證標準(standard of proof)是相對可能性的衡量(on balance of probability);或不聽證供,只聽陳辭而作出裁決,然後決定刑罰。(onus of proof is in error see comment 1)

郭妤淺請得起資深大律師包樂文(Gary Plowman,花名包甩文),為她爭取最有利的處理方法,又一次見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錢人高窮人一等。不過,奉公守法的窮等人家,心無罣礙,寢食安寧,不會受人鄙夷,也不會被標少唾罵。









2013年7月30日星期二

2013校友會會員大會之胡裡胡塗通過了修改會章

(校友會網頁down了,7月28日寫的這一篇改在這裏登)

2013年7月27日校友會的會員大會在一片歡樂中度過,今年其中一項議程是修改會章。新會章順利通過了,會員卻在茫茫然、胡裡胡塗之中舉手投了贊成的一票。說大家胡裡胡塗,並無貶斥的意思,相反而言,這其實是各會員對校友會無比信賴及支持的明證。信賴和支持,當然是靠過往佳績賺取,但歸根究底鞏固校友會的健康發展不能單靠信賴維持,建立良好的制度方為上策。會章就是制度上的依靠,不論是那一位獻身為大家服務,都要依章辦事,權力受到制衡。

修改的會章通過了我才寫這一篇,可能屬本末倒置,話雖如此,我還是要寫,一則以解部份會員心中疑竇,也可讓未暇出席的會員知悉情況,講到底是我們事前工夫做得不好,解釋不夠周詳之故。

首先讓我交代一下歷史,校友會成立時的會章只有5頁紙,2006年大幅修改為22頁,主要的理由是我們赫然發覺,新省管制社團的法例裏,有一套Model Rules,它的作用除了輔助社團訂立會章以作參考,還具有凌駕性的法律地位,意思即是本會會章既不能抵觸Model Rules,而遇上本會會章沒有覆蓋之處,Model Rules 便當然成為本會會章的一部份。有見及此,2006年我們依據Model Rules 重新訂定會章,也更具體列出本會宗旨。當年有份參與的人數眾多,實際工作由蔡漢華做,我只是幫閑,林錫濤並無參與,他卻是唯一看過初稿發表書面意見的會員。2013年的修章只涉我們三個,工作的重擔由他們扛上,我依然在打秋風,坐觀其成。

2013的修章誘因是管制社團的法例Association Incorporation Acts 2009 取代了Association Incorporation Acts 1984,Model Constitution 取代了 Model Rules。法例修改實質上對我們影嚮不大,但我們除了跟隨法例修改也藉此更動了部份會章,重點如下:


  • Part 1 加入 1A  Nature :
The Association is non-profit making and non-commercial in natural. Subject to subsection 5(2) of the Act, no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shall obtain from, or otherwise be provided by the Association with, any form of pecuniary gain.

  • 取消會員大會的授權投票 (proxy vote)
  • 新會章在2013年7月28日起生效,幹事會人數由9人減至7人,即2014年至2015年度的幹事會最多不超過7人,最少不少過5人,除了會長與副會長不能一人同兼外,其他職位幹事可以身兼超過一職。

其他多處瑣碎修改,不在此贅述。

我也趁此再次回應會員大會中提出的另外兩個問題:

一,誰人有權投票

會章第2部份說明會員有關事項,我們有3種會員,分別是member, spouse member及associate member。Member 和spouse member可以投票及當幹事,associate member不能投票或當幹事。但要記住,會員的配偶未必是spouse member。兩夫婦同時在中文大學修讀過,可以選擇分別成為會員,各付會費,或選擇一個成為會員,另一個成為spouse member,只付一份會費。如果只有一個在中文大學修讀過而成為會員,其配偶只屬會員的配偶,而非spouse member。

二,會員的法律責任

萬一校友會清盤及負債,會員在法律的上的責任只限於應繳而未繳的會費,Part 2 Clause 8 這樣寫:

The liability of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to contribute towards the payment of the debts and liabilities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costs, charges and expenses of the winding up of the Association is limited to the amount, if any, unpaid by the member in respect of membership of the Association as required by 7.

如果還有甚麼疑惑,歡迎告訴我們,務必盡力回答。採用這充滿噱頭的標題,只希望提起你讀本文的興趣。



2013年7月29日星期一

辱警何罪?溫柔的潑婦老師!之二

為上一篇的留言寫這一篇。

我一向不喜歡用facebook,也沒有放文上去,跟人開片我從來都不怕,過去一個人對七、八個律師都是等閒事,給人扣帽子也無所謂,我最大的問題是要依賴手寫版,因為寫得太慢,有機會舌戰就最好,一次過省掉很多時間,當然不能是口號式和潑婦式的辯論。

不同派別有各自鮮明偏倚立場,當然可以理解,但我只希望沒有派別的大多數不要輕易受人鼓動,用獨立客觀眼光去判辨是非曲直。現在的黨派,騙子居多。共產黨只是一個名稱,不是在奉行共產主義,極權領導,無法無天,殘民自肥。香港的擁共建制派,藉此撈油水,擁護的是斂財主義。泛民大黨也不是真心鼓吹人權自由的,處理斯諾登事件甚麼餡也露了出來,他們無需支持斯諾登本人,但不能對斯諾登揭露泄密的事噤聲,為此我不斷的罵。其實陳振聰是很有代表性的人。如果陳振聰只是一個厚顏無恥,貪財(好色他無份)的人,我會罵他少一點,他偏偏又去扮信主,跟這些保皇黨、泛民等,在骨子裏有甚麼分別?所以都該罵,都是騙子,我罵這些騙子,就是想無心當騙子的人不要胡裡胡塗坐在八仙桌,一起佈天仙局。

如果你講明對人不對事,開宗明義,立場鮮明,無矯揉造作,一目了然,就算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起碼你不是騙子,我沒有上當。溫柔的老師在港鐵被非禮,反應變成潑婦,我不怪她,如果她對着色魔講what the fxxk,我都可以明白是刺激過度,情緒失控。但這林老師在這件事看不過眼之後歇斯底裡的辱罵,在我看是真性情的流露。如果我是校長,我找不到把她留任的理由。從另一角度看,有位教學出色的老師,他非禮學生之後,你會繼續讓他任教嗎?

我慶幸可以遠觀香港,又宛若置身其中,可以不受鼓動客觀地看,主觀地寫又不會聒耳欲聾。




辱警何罪?溫柔的潑婦老師!

爆粗老師教書好溫柔
港台《卓越教室》 現身


【明報專訊】近日喺網上流傳一段小學女教師講粗口鬧警察嘅短片,入面嘅主角林慧思咁啱得咁蹺噚日喺港台網站播放咗《卓越教室》節目上鏡,入面講林老師喺學校教生命教育,對學生關懷備至,並分享自己嘅經歷去引發同學仔思考,佢喺節目入面話希望做到「以生命影響生命」。Emily見到佢同啲學生相處都好鬼融洽,對學生好溫柔。

教生命教育 盼「生命影響生命」

呢名來自寶血會培靈學校嘅女教師,日前喺旺角行人專用區睇唔過眼,指罵青年關愛協會喺人用橫額覆蓋法輪功嘅攤位,之後警察到場劃咗封鎖線,林老師唔滿意警方冇解釋就要求佢離開警察封鎖線,後來林老師愈講愈激動,之後用英文爆粗鬧警察。

短片喺網上瘋傳後,培靈學校校長發聲明話對林老師嘅行為深感遺憾,林老師亦有發出道歉聲明,向學校、同事、家長同學生道歉。不過,有個資深警務人員就同Emily話,林老師刻意衝撞封鎖線,依家封道歉聲明又隻字不提警察,擺明冇誠意,佢話如果有誠意就應該同番嗰日啲前線警察道歉。之後Emily話佢知林老師上咗個節目講生命教育,阿sir就話真係唔想去評論佢!

有警員批道歉無誠意


依家網上有人發起「一人一電郵撐林慧思老師」行動,表達對林老師支持;但亦有另一批網民發起「一人一電郵撐前線警員」行動,要求學校處分林老師。香港警務督察協會就好火滾,發表措辭嚴厲嘅聲明,指當日女教師喺鬧市中,眾目睽睽下粗言穢語,非理性辱罵執法警務人員,要予以強烈譴責。協會仲話,對於
一名受專業培訓嘅教師咁嘅表現,如果不加以糾正,「引起的學童公民與德育教育問題,影響深遠,遺禍下一代」。
(29/7/2013 明報)

早兩日看到這女教師爆粗的報導,我不打算評論,這種失態行為,在激情的香港,不會令我感到意外。見到警察對事件反應也激烈,忍不住找幾段片來看這街頭鬧劇的始末。林慧思這爆粗老師,我無緣看到她溫柔的一面,有的話她潑辣一面的對比會來得更加鮮明。我的長期讀者應該知道,我寫評論一向對事不對人,如果我有既定立場,我也會事先聲明。我批評這女教師,純粹以教師的行為作量度的標準,她枉為人師,以後怎樣抬得起頭來面對學生及家長,她跟建制派的馬恩國在立法會用粗口罵長毛有何分別?她對警察罵的說話是:「八婆、賤人及what the fxxk」及指警察是公安。

這件事看到的並非林老師的個人問題,而是一種社會現象。如果我是法官,把這段片在庭上播放,我會覺得警察表現已不錯,而女教師是潑婦一名,我同情警察執法上的困難。同情歸同情,我不贊成訂立侮辱警察的刑事控罪。任何人受侮辱都不會是快樂事,警察賺取的薪金當然不包括受到侮辱的補償,但在保障人權及言論自由的大前提考慮下,權衡利害,我寧願執法人員挨罵,也覺得無必要因此立法。在香港辱罵人基本上並不犯法,(除了管制公共交通司機及乘客的一些附屬規例及涉及歧視會引起的民事訴訟),無必要為辱罵警察特別去立法,在街上講粗口並不犯法,故此對警察講粗口也不必立法限制。不立法並不表示社會贊成這種行為,每一項行為都立法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太大,不值得這樣做,對日常生活講話不斯文的人未必公平。有些人與朋輩言談之間講粗口全無惡意,不應該加以管束。

這段影片應該用作警察學院的教材,現代的社會運動頻繁,警察面對群眾衝擊,要更靈活應付,一味硬绑绑的或啞忍都不是良方,片中那警長及女見習幫辦就比不上警署警長老練,這段片可以用來教導警察改良應付群眾手法。

另外一個反對訂立辱警罪的理由是参考英國在法例上的改變,英國的Public Order Act 1986第5條這樣講:

"(1) A person is guilty of an offence if he:

(a) uses threatening, abusive or insulting words or behaviour, or disorderly behaviour, or
(b) displays any writing, sign or other visible representation which is threatening, abusive or insulting,
within the hearing or sight of a person likely to be caused harassment, alarm or distress thereby."

This offence has the following statutory defences:

(a) The defendant had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re was any person within hearing or sight who was likely to be alarmed or distressed by his action.
(b) The defendant was in a dwelling and had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his behaviour would be seen or heard by any person outside any dwelling.
(c) The conduct was reasonable.

英國過往有示威者侮辱警察被引用這條例檢控,2013年已應上議院(House of Lords)的建議,刪去insulting這字眼,修改從Crime and Courts Act 2013第57條可見:

57 Public order offences

(1)The Public Order Act 1986 is amended as follows.
(2)In section 5(1) (harassment, alarm or distress) for “, abusive or insulting” in the two places where it occurs substitute “or abusive”.
(3)In section 6(4) (mental element: miscellaneous) for “, abusive or insulting” in the two places where it occurs substitute “or abusive”.

如果這潑婦教師在英國街頭對警察罵在旺角街頭的同一番說話,足以構成Public Order Act 1986第5條的控罪,因為言詞abusive,而香港的公安條例(Cap 245)第17B條訂立的元素要求更嚴謹,所以她在香港沒有違法。冷靜看待這件事,女教師不就是在做她罵的共產黨人所做的行為嗎?她跟愛港之聲,或者這次的主角青年關愛協會有何分別?都是阿Q精神,五十步笑百步。如果我是她的學生,我駡她「八婆、賤人、what the fxxk」,可以嗎?

香港不斷在上演封神榜,動輒就產生了一大堆民主之神,英雄豪傑。就這樣不著邊際潑婦式罵幾句共產黨就變成女英雄?唉!山中 和標少遲早要封筆收檔,走去旺角街頭罵粗,一時罵泛民,一時罵共產黨,就會變成眾神之神Zeus、玉皇大帝、滿天神佛.....

2013年7月26日星期五

監官會?別開玩笑之二

寫這篇來回應上一篇的留言。

東方日報這則新聞有點不清不楚,接受訪問的議員除了郭榮鏗的看法比較切題,其他的都不知所謂。何俊仁很明顯把道聽塗說的情況用來評論,首先要看的是法官不當行為有多嚴重,然後要看現有投訴機制有甚麼漏洞,而不是煽情及歪曲事實。

先讓我玩一下數字遊戲,下面這個表是《2012年香港司法機構年報Hong Judiciary Annual Report 2012》的數據:

投訴事項2012
(1)投訴司法的決定74
(2)投訴法官的行為31
(3)同時投訴司法的決定和法官的行為21
合計126
備註
(a)項(2)包括就法院領導處理投訴的方法所提出的投訴個案。
(b)法官和司法人員在2012年總共處理了524,905宗案件。

東方日報所講126宗投訴,只有兩宗成立。數據顯示,126宗投訴中,有74宗有關司法決定,司法決定理應是去上訴,而不應是投訴,因為司法決定不能夠以行政方法處理,我相信司法機構會建議投訴人直接上訴。餘下的52宗,我當作全部是法官行為的投訴,也只是佔全年處理案件524,905宗的10,000分之1,0.01%。年報看不到投訴成立的數據,東方日報講只有兩宗,即是260,000分之1,0.004%,這種數據反映情況有多嚴重呢?

法官的任命,要由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Judicial Officers Recommendation Commission(以前叫司法人員敍用委員會Judicial Service Commission)首肯,該委員會由9名成員組成,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長,兩名法官,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各派1名代表,另外3名非法律界人士。法官的任命過程中,包括通過警方及亷署品格及背景審查,可謂一點也不輕易。就算是這樣,也難保沒有請錯人,但我們不是活在理想國,只可以因應實際的需要來制定監察制度。有些人是好法官的料子,他/她未必想當官,不是適當材料的又拼命想做官,因此難免會請錯人。任何行業都有請錯人的情況,不接受也得接受。

蔣麗莉建議「監官會」是廢話,試問有那一份工開工的時候在數碼錄音,可以因此作為行為監察的?何俊仁講法官看小說,在過去30年只發生了一宗,他也罷了官,翻這舊賬有甚麼意義?怎樣中午報到連工也開不到是十分少有的情況,這種指控就好像指責法官不准被告保釋使他開不到工一樣。湯家驊講部分法官聆訊時用詞不恰當,令人覺得對案中其中一方有偏見,這都是上訴的理據,何需另加機制?

要保持司法獨立,就應該減少行政介入的程度,上級法院可以推翻下級法院的判決,但不能在下級法院法官未裁決前干擾怎樣判。上級法院聽審上訴,不就是自己人在查自己人嗎?所以Star Chamber的異議,我不接納。自己人查自己人不一定不妥當,總要看下事情的嚴重性(gravity)、經常性(prevalence)及現行機制的有效性。如果不夠透明,就向增加透明度著手,不要動輒就講監察,除非有證據顯示制度腐敗,需要大刀闊斧的變革。舉印度為例其實意義不大,就算印度成立獨立監察的架構,一切都依然腐敗不堪。民選法官及司法問責都是危險、政治性及難以施行的看法。司法獨立在某程度上有超然的含義,也因此法官不囿於大眾的意願來判案,否則何不來個市民投票決定一個人是否有罪。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稍後會就有關投訴法官的機制舉行公聽會,我也希望有人可以代我表達我的看法。





2013年7月24日星期三

監官會?別開玩笑

投訴法官 促設「監官會」處理

【本報訊】司法機構去年接獲一百二十六宗有關法官判決及其行為的投訴,最後僅有兩宗獲證屬實,但涉事法官懲處未明,透明度極低。多名立法會議員批評本港部分法官質素及品行欠佳,經常無理責難與訟人、證人、甚至雙方律師,態度惡劣予人不公感覺,但受屈人卻有冤無路訴,要求效法投訴警方制度設立「監官會」,由獨立人士處理針對法官的投訴,避免「自己人查自己人」。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投訴法官機制。根據現行制度,所有關於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投訴,均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有關法院的領導處理,被轟自己人查自己人。議員又質疑現有投訴數字無法反映真實情況,因為不少市民擔心投訴法官會影響本身官司的裁決,法律界更因經常與法官碰頭,擔心對方「記仇」而不敢投訴。

指用詞不當 損司法尊嚴

擔任執業律師近四十年的議員何俊仁,直指部分法官處事態度惡劣,甚至在審案時看小說、講電話、動輒出言侮辱上訴人等,又不時提出一些極不合理要求,如要求被告每日中午到警署報到,被告變相「開唔到工」。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議員湯家驊亦指,部分法官聆訊時用詞不恰當,令人覺得對案中其中一方有偏見,影響司法尊嚴及市民信心。

有議員要求當局就法官失職設立恒常投訴機制,其中蔣麗芸建議成立類似監警會的「監官會」,由法官以外人士組成,避免自己人查自己人。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指本港部分司法人員資歷極淺,培訓不足,建議倣效英國等地設立法官學校,專門培訓各級法院法官,尤其要提高法官的心理質素,有耐性及持平看待與訟人。委員會稍後會就有關問題舉行公聽會,聽取法律界及其他關注團體的意見。

另外,政府向委員會提交《司法(雜項條文)條例草案》,建議取消涉款一百萬元或以上的民事案件,終院必須受理其上訴的當然權利。

司法機構解釋,上訴權不應與涉款金額掛鈎,往後所有民事上訴案,均應由終院或上訴庭視乎案情決定是否受理。不過,多名有法律背景的議員均質疑此舉只是為了減省法官工作,又指本港經上訴而成功翻案的比率較很多國家高,擔心初級法院無足夠資歷準確判決案件,如不准上訴恐會製造更多冤案。
(24/7/2013 東方)

首先講取消涉款一百萬元或以上的民事案件,終院必須受理其上訴的當然權利的草案,其實在陳振聰爭產案不獲准上訴至終院,修例已露端倪,當時終院已表示那不是當然權利,之後在2012年法律年開幕,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的演辭,更明確地說明修例之心。我在18個月前寫的這篇----解讀2012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馬道立的演辭 ,其中一段這樣講:

標少是寫評論的人,希望從演辭中看出一點端倪,洞悉先機。從馬道立的演辭看,可以肯定講,民事案單憑訴訟所涉款額100萬元即可上訴至終審法院的當然權利,很快會修例改為要預先獲得上訴許可(leave to appeal),方能上訴。在陳振聰向終院上訴被駁回時,判辭已清楚表達意向。

陳振聰爭產案的上訴,可以講是這草案的催化劑。

處理投訴法官的程序和方法確有改善的必要,應該增加透明度,讓投訴人知道度處理的方法,也十分公道。借監警會的運作模式來成立監官會,毫無必要,也屬錯誤的思維。法庭進行任何程序都是數碼錄音的,不論是對裁決的上訴,抑或是言詞不當,態度不佳,可以聆聽錄音或審閱錄音謄本,過程一目了然。胡亂批評的人,皆因少看上訴判辭之故。蔣麗芸不懂並不出奇,何俊仁及湯家驊慣於胡說八道,批評毫無見地。何俊仁講執業近40年,他舉了法官審案看小說為例,找人去問他和湯家驊,知不知是那個法官及那法官的下場是怎樣?我也不賣關子,那是20多年前的事,涉及高院法官O'Dea,我在在遊戲中審案 一文提過這件事。

現在的機制可以改善之處有兩方面:

一,優化投訴程序,在司法機構內成立誇級別的投訴處理委員會,我想大部份的投訴都針對裁判官,而這些投訴都由總裁判官單獨處理,處理是否恰當,因人而異。被投訴的裁判官同樣有知情權,所以這方面的透明度是雙方面的。有的裁判官也未必知道被投訴,事情就處理了。故此,對處理不同級別法官的投訴,應該訂出清楚的制度。譬如投訴裁判官,可以由一名高等法院法官聯同總裁判官一起處理,最後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報告,而區域法院或以上的投訴,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處理。有些投訴應該以上訢方法來處理,而不是投訴。

二,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批評法官培訓不足,這是事實,尤其是私人執業成為暫委的裁判官。設立法官學校就不必,因為沒有這種資源,多搞一些工作坊反而實際得多。既要公平對待與訟人,也要嚴懲侮辱法官及藐視法庭的人,不要一面倒指責法官。

有時我對那些自以為看法有見地的法律界人士,不禁要粗魯的講一句,你懂個屁!

2013年7月23日星期二

每天都是非禮案

我不知寫了多少篇有關非禮的文,也不打算數一下,這課題對上一篇是Indecent Assault and the City非禮之城? ,往後肯定還可以寫,這種事情,無日無之。今天報導了醫務委員會對干犯非禮的外科醫生鄧文俊,處以停牌6個月的懲罰。有時我不太明白醫務委員會的理據,停牌6個月的懲罰足夠嗎?是非常難答的問題。明愛急症室醫生楊珏峰,在街上非禮陌生女子,判監4個月,之後被罰終身停牌。我不是想替他呼寃,這兩件案相比之下,停牌的差異不太大嗎?鄧文俊摸女病人的胸,比之楊珏峰在街上非禮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更加嚴重,鄧文俊違反了病人對醫生的信賴,停牌6個月懲罰不足,相反來講楊珏峰終身停牌卻不合理地嚴苛。譬如是超市職員偷取自己工作的店鋪的東西,和一個顧客在超市偷東西,兩案作比較,你說那一件較嚴重?

今天司法機構上載了兩宗非禮案向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HKSAR and Fok Ka Shing FAMC 60/2013 & HKSAR and Tsang Hing Lun FAMC 61/2013),提出的法律問題是 “Is intention of an accused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in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conduct(s) amount to indecency per se?”終審法院把上訴一方提出的法律觀點修正為 "given that intention to commit an assault which is indecent is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of the offence of indecent assault, the learned magistrates ought to have expressly found that the applicants had such intent."最後終審法院裁定裁判官無需公式化地講明被告有心非禮,講到尾都是 R v Court [1989] 1 AC 28;

“ ...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cases … , (where)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accused is alleged to have done to the woman was indecent unless he had her consent. If the plea is not guilty, the defence is almost invariably either, ‘I did not do that which the prosecution alleged,’ or, alternatively, that ‘I did it with the woman's consent.’...” R v Court, at 34E.

當然不要斷章取義,這裏的討論並不包括意外觸碰。




2013年7月22日星期一

Epping滅門案審訊延期半年

Xie murder trial delayed

The trial for the man accused of murdering five members of the Lin family has been put off until next year.

Lian Bin "Robert" Xie's three-month trial was due to start on September 9, but Justice Megan Latham vacated the date in court on Monday.

The NSW Supreme Court heard the Crown and defence came to an agreement that the original trial date should be set aside.

Justice Latham set a tentative new date of March 17, and there will be more pre-trial hearings before then.

The 49-year-old is charged with murdering his brother-in-law, Min "Norman" Lin, 45, Mr Lin's wife, Yun Li "Lily" Lin, 43, her sister, Yun Bin "Irene" Yin, 39, and two boys, aged nine and 12, who cannot be named for legal reasons.

Their bodies were found in a North Epping house, in Sydney's northwest, on July 18, 2009.

(Sydney Morning Herald 22/7/2013)

The long awaited gruesome murder trial  delayed means the accused has to spend more time in custody waiting for his plight at the mercy of the system. A 6 months' delay means nothing if it is eventually a guilty verdict returned. Pre-trial hearings to precede the trial proper suggest that the defence will make some applications which include legal arguments to exclude certain evidence to be adduced by the Crown. I believe one of the applications should be a permanent stay of proceeding in light of the wide publicity of the case to the prejudice of the accused. The defence is likely to argue that the accused will not have a fair trial since the media reports have portrayed a case of callous murder prompted by greediness and jealousy. The prosecution will certainly rely on it as the motive of the murder.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 in this kind of application is dim. Even if the accused is acquitted in the end, the prosecution can re-institute the proceeding against him. I am not trying to be sceptical. The evidence I read so far is circumstantial and it will come as no surprise to me if the jury cannot be able to reach a decision in the end. Let's wait and see what happens.



2013年7月21日星期日

斯諾登的失敗

揭露美國對電訊及網絡監視的斯諾登,個人付出了很大代價,但總體來講行動失敗。他冒險泄密,毫無個人利益可言,揭示美國侵犯私隱,爆破之後,一切回復平靜,除了美國政府,他很快就會被遺忘。漣漪波紋,陣風過後,水平如鏡,回復死寂。斯諾登很快就可以搖身一變,離開過境區,由美國公民變成敵國難民,這是他期望得到的下場嗎?

斯諾登始料不及的是, 民主國家及民主人士竟然對他的支持冷淡,他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鍥而不捨的追兵。美國,既是世界警察,也身兼黑社會大佬,窮凶極惡,試問斯諾登憑藉甚麼去抵抗。他唯一的皇牌就是手上還有未揭露的機密,當事情淡化之後,再沒有利用價值之時,俄羅斯便會靜稍稍地、堂而皇之地把美國叛徒完璧歸趙,反正是人家一家子事,何必插手。斯諾登飛俄羅斯,普京也措手不及,沒想到他會滯留。

這場面子角力,俄羅斯處於被動,賣美國佬賬就太丟臉,不賣點賬又怕反面,所以要點了斯諾登的啞穴,要他承諾不准爆料。這是權宜之計,心水清去想一下就覺得可笑。美國可以比喻作一個竊匪,斯諾登算是匪幫的賊仔,竊匪潛入你家看下有甚麼可以偷,你好夢正酣,全不察覺。斯諾登這同黨突然良心發現,不想再做賊,想脫離魔爪,於是走去報警自首。坐堂幫辦一聽到賊頭名字,立即尿了褲,不敢受理,推搪一番,告訴賊仔此案不屬他環頭,叫他去別的警區報案,賊仔走投無路,惟有走去投靠另一個大賊。面對茫茫前路,父老唾棄,賊仔竚立烏蘇里江前,來個烏江自刎,這就是歪世代的哀歌,充滿歪理的世代的悲哀。

馬恩國紀律聆訊之二

A reader left comments in 馬恩國紀律聆訊 raising a legal question about the defence of provocation since the defence of provocation was abolished in UK on 4 October 2010 by virtue of Section 56(1) of the Coroners and Justice Act 2009. Frankly, I am not aware of that. I am not sure this new UK enactment applies to HK. First of all, my Archibold is a 2007 version so it is not up-to-date. Second, the HK appeal cases I read show that the direction to jury still uses the partial defence of provocation for murder. Third, if we look at Section 4 of Homicide Ordinance Cap 339, we can see it is still good law here in HK. I quote,

Where on a charge of murder there is evidence on which the jury can find that the person charged was provoked (whether by things done or by things said or by both together) to lose his self-control,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provocation was enough to make a reasonable man do as he did shall be left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jury; and in determining that question the jury shall take into account everything both done and said according to the effect which, in their opinion, it would have on a reasonable man.

Unlike Section 56(1) of Coroners and Justice Act 2009, which says

56       Abolition of common law defence of provocation

(1)The common law defence of provocation is abolished and replaced by sections 54 and 55.
(2)Accordingly,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cease to have effect—
    (a)section 3 of the Homicide Act 1957 (c. 11) (questions of provocation to be left to the jury);
    (b)section 7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Act (Northern Ireland) 1966 (c. 20) (questions of provocation to
        be left to the jury).

Fourth, in Direction 51 (Specimen Direction in Jury Trials), guidelines to high court judges by the HK Judiciary,  the provocation direction is still there and it begins like this:

1. There can only be an issue of provocation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jury if the judge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was some evidence of a specific act or words as provocation resulting in a loss of self-control....

In the circumstances, I think provocation can still be advanced as general mitigation and partial defence in murder in HK and it does not follow closely what UK has done. I am grateful if any learned brothers and sisters can enlighten me on that. 

2013年7月19日星期五

美國駐港總領事記者會露餡

記者會上質疑大公報「受京控制」

【明報專訊】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在記者會上雖然未必每條提問都正面回應,但都可算有問有答,惟當《大公報》記者提問美國何時回應入侵互聯網的指控時,他語帶雙關「感謝《大公報》一向客觀報道」,但質疑《大公報》受「北京主人(master in Beijing)」控制,希望其報道更為客觀「只是緣木求魚」(that is probably too much to ask)。

對於《華爾街日報》記者指有不少泛民社運人士抗議美國涉入侵香港互聯網,楊甦棣笑稱「《文匯報》、《大公報》經常指我們資助及指揮泛民,所以(泛民示威)是我們的計謀」。

對陳平壹傳媒遇襲感不安

另外,他又主動提及《陽光時務週刊》前老闆陳平及壹傳媒集團遭襲擊事件,對兩案深感不安,強調自由社會不能容忍,又表示香港傳媒自由、有活力,雖然並非完全同意其觀點,但認為各種意見均可存在,情有趣。

楊甦棣將卸任總領事並退休,下周三返美,其繼任人為美國國務院六方會談特使夏千福(Clifford Hart)。他寄語夏千福不要先做判斷,與各方交流。
(19/7/2013 明報)

美國駐港總領事質疑大公報「受京控制」,就等如質疑他的娘親是女人,這還需要質疑,他沒有能力回答美國入侵互聯網的指控,於是顧左右而言他。最可笑是答《華爾街日報》記者這問題,若果我是記者,我一定會這樣追問:總領事先生言下之意,泛民社運人士抗議美國涉入侵香港互聯網,就證明美國沒有資助及指揮泛民。在斯諾登事件中,民主黨及公民黨不吭一聲,根據總領事先生的邏輯,就只有他們受資助及指揮嗎?另外,李柱銘還指責港府違反港美之間的協議,同一邏輯,總領事先生是否說明李柱銘是美國的喉舌?

馬恩國紀律聆訊

立會爆粗馬恩國紀律聆訊


【明報專訊】如果讀者好記性,相信都會記得民建聯成員、執業大律師馬恩國,喺今年2月出席立法會公聽會時,同社民連梁國雄鬧交,當時仲爆出喊出「Bloody Chinese」、「You are not even a fxxking Chinese」等冒犯性字句,事後社民連成員黃浩銘,以及黃毓民議員助理周峻翹,分別去信大律師公會投訴,事隔數月,大律師公會回覆話會展開紀律聆訊。投訴者覺得馬恩國身為大律師,作出粗鄙、帶有歧視及侮辱言論,係嚴重違反公會行為守則等。

話非以「大律師」開會 唔覺失當

馬恩國話,自己已就事件道歉,又話當日係受到挑釁,因此比較情緒化、控制唔到自己講唔應該講嘅嘢,但當日佢唔係以大律師身分開會,唔覺得自己係專業失當。

(19/7/2013 明報)

我以前為馬恩國寫了5篇(You are not even a fxxxing Chinese :The Fxxxing Barrister 、The Fxxxing Barrister, part II 、The Fxxxing Barrister, part III 、香煙戰爭 及 香煙戰爭續篇),其中The Fxxxing Barrister, part III 講到他違反香港大律師公會專業守則第6(b)條:

6. It is the duty of every barrister
(a) .........

(b) not to engage in conduct (whether in pursuit of his profession or otherwise) which is dishonest or which may otherwise bring the profession of barrister into disrepute, or which is prejudicial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就算當日並非以大律師身分出席立法會,罵「長毛」時卻一再強調自己是「大」律師,很明顯使大律師行業蒙羞,現在又要死撐,分割這一度使他自滿得頭昏腦脹的驕人身分。可能他看漏了眼,香港大律師公會專業守則第6(b)條包含(whether in pursuit of his profession or otherwise)等字眼,不管你當時是否行使大律師的身分,同樣受約束。偷女人內衣的另一位馬大律師,犯案時也不是帶着假髮穿着律師袍,那他就不用受處分嗎?事實上他沒有受處分,因為他自動除名。馬恩國藉此開脫,休想?另外,他又講當日受到挑釁(provoke),因此比較情緒化。好心喇,provocation只是求情理由,provocation 用作抗辯,只可以在謀殺罪應用,温下書喇大律師。


2013年7月18日星期四

Sizzling Sausage

Sausages are not always what they seem

Camel with that? The rules surrounding sausages are not always clear to consumers.
Camel with that? The rules surrounding sausages are not always clear to consumers.

It is an age-old culinary mystery: what ingredients go into a sausage?

Meat, obviously. Fat, a given. But sulphur dioxide, sugar and yeast?

Consumer group Choice has investigated six types of regular beef sausages from three supermarkets and three independent butchers, and found consumers aren't always getting what they pay for.

Sausages labelled "certified organic", that cost $21.99 a kilo, had the second highest level of sulfur dioxide, a chemical used as a preservative, which is not a permitted additive in organic mea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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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rmet" sausages, which cost $11.95 a kilo from an independent butcher, were discovered to have the least amount of meat, only containing 56.9 per cent of "lean meat".

Coles supermarket had the saltiest beef sausages in the country, while Woolworths sausages only contained 58.7 per cent "lean meat".

Under the Food Standards Australia New Zealand guidelines, sausages need to have at least 50 per cent of fat-free meat flesh.

Fat-free flesh is described by the FSANZ as being the skeletal muscle of any slaughtered animal, which can include animal rind, fat and connective nerve, blood, blood vessels and in the case of poultry, the skin.

The Choice study found the six sausages all contained beef as advertised.

However, sausage packets that just list "meat" in their ingredients can contain the whole or parts of buffalo, camel, cattle, deer, goat, hare, pig, poultry, rabbit or sheep, Choice spokesman Tom Godfrey said.

"Where you purchase sausage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to the amount of fat, sodium and sulphur dioxide you consume."

But paying a premium price does not always guarantee a premium product.

"There seems to be wide-spread community confusion about organic and certified organic products including sausages," Mr Godfrey said.

The more exotic sounding the sausage, the more exotic the ingredients.

In Woolworth's "Tibaldi Wagyu Beef Sausages" there was "natural roast beef flavour" and "smoke flavour" added.

IGA's "Continental Sausages" contained "spray dried wine" and "red beet" flavouring.

Co-owner of Hudson's Meats, Jeff Winfield, said they aimed to have 85 per cent meat and 15 per cent fat in their sausages.

"Organic is an overused term," Mr Winfield said.

If a sausage is labelled as "certified organic" it should not contain pesticides, chemicals or hormones, he said.
(18/7/2013 Sydney Morning Herald)

我一向都不鍾情吃腸仔、午餐肉之類的東西,除了怕太多鹽及防腐劑外,還有很多脂肪,根本也不知那些是甚麼肉。譬如罐頭吞拿魚,裏面有一半是吞拿魚,你就偷笑,所以我基本上不吃這些東西。見到和牛用來造腸仔,我只會問「咁嘥」?就等如海味鋪大大片的乾鮑片,有咁大隻鮑魚,怎會切成片呢!下次吃肉腸,想一想澳洲《選擇月刊》(Choice)所講肉腸裏面是甚麼:buffalo, camel, cattle, deer, goat, hare, pig, poultry, rabbit or sheep。白馬非馬是邏輯問題,牛丸不含牛肉是行騙的問題,肉腸裏卻確是有肉,不過是你自己一廂情願以為是豬牛羊而已。如果是Product of China,就祝你好運。




2013年7月17日星期三

Zimmerman again from New York Times-----香港歧視的聯想

The Truth About Trayvon

By EKOW N. YANKAH
Published: July 15, 2013

THE Trayvon Martin verdict is frustrating, fracturing, angering and predictable. More than anything, for many of us, it is exhausting. Exhausting because nothing could bring back our lost child, exhausting because the verdict, which should have felt shocking, arrived with the inevitability that black Americans know too well when criminal law announces that they are worth less than other Americans.



Lawyers on both sides argued repeatedly that this case was never about race, but only whether prosecutors prov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at George Zimmerman was not simply defending himself when he shot Mr. Martin. And, indeed, race was only whispered in the incomplete invocation that Mr. Zimmerman had “profiled” Mr. Martin. But what this case reveals in its overall shape is precisely what the law is unable to see in its narrow focus on the details.

The anger felt by so many African-Americans speaks to the simplest of truths: that race and law cannot be cleanly separated. We are tired of hearing that race is a conversation for another day. We are tired of pretending that “reasonable doubt” is not,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colored.

Every step Mr. Martin took toward the end of his too-short life was defined by his race. I do not have to believe that Mr. Zimmerman is a hate-filled racist to recognize that he would probably not even have noticed Mr. Martin if he had been a casually dressed white teenager.

But because Mr. Martin was one of those “punks” who “always get away,” as Mr. Zimmerman characterized him in a call to the police, Mr. Zimmerman felt he was justified in following him. After all, a young black man matched the criminal descriptions, not just in local police reports, but in those most firmly lodged in Mr. Zimmerman’s imagination.

Whether the law judges Trayvon Martin’s behavior to be reasonable is also deeply colored by race. Imagine that a militant black man, with a history of race-based suspicion and a loaded gun, followed an unarmed white teenager around his neighborhood. The young man is scared, and runs through the streets trying to get away. Unable to elude his black stalker and, perhaps, feeling cornered, he finally holds his ground — only to be shot at point-blank range after a confrontation.

Would we throw up our hands, unable to conclude what really happened? Would we struggle to find a reasonable doubt about whether the shooter acted in self-defense? A young, white Trayvon Martin would unquestionably be said to have behaved reasonably, while it is unimaginable that a militant, black George Zimmerman would not be viewed as the legal aggressor, and thus guilty of at least manslaughter.

This is about more than one case. Our reasons for presuming, profiling and acting are always deeply racialized, and the Zimmerman trial, in ignoring that, left those reasons unexplored and unrefuted.

What is reasonable to do, especially in the dark of night, is defined by preconceived social roles that paint young black men as potential criminals and predators. Black men, the narrative dictates, are dangerous, to be watched and put down at the first false move. This pain is one all black men know; putting away the tie you wear to the office means peeling off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are owed equal respect. Mr. Martin’s hoodie struck the deepest chord because we know that daring to wear jeans and a hooded sweatshirt too often means that the police or other citizens are judged to be reasonable in fearing you.

We know this, yet every time a case like this offers a chance for the country to tackle the evil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our criminal law, courts have deliberately silenced our ability to expose it. The Supreme Court has held that even if your race is what makes your actions suspicious to the police, their suspicions are reasonable so long as an officer can later construct a race-neutral narrative.

Likewise, our death penalty cases have long presaged the Zimmerman verdict, exposing how racial disparities, which make a white life more valuable, do not undermin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death sentence. And even the most casual observer recognizes the painful racial disparities in our prison population — the new Jim Crow, in the account of the legal scholar Michelle Alexander. Our prisons are full of young, black men for whom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was easy enough to reach.

There is no quick answer for the historical use of our criminal law to reinforce and then punish social stereotypes. But pretending that reasonable doubt is a value-free clinical term, as so many people did so readily in the Zimmerman case, only insulates injustice in plain sight.

Without an honest jurisprudence that is brave enough to tackle the way race infuses our criminal law, Trayvon Martin’s voice will be silenced again.

What would such a jurisprudence look like? The Supreme Court could hold, for example, that the unjustified use of race by the police in determining “reasonable suspicion” constituted an unreasonable stop, tainting captured evidence. Likewise, in the same way we have started to attack racial disparities in other areas of criminal law, we could consider it a violation of someone’s constitutional rights if, controlling for all else, his race was what determined whether the state executed him.

I can imagine a jurisprudence that at least begins to use racial disparities as a tool to questio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criminal punishment. And above all, I can imagine a jurisprudence that does not pretend, as lawyers for both sides (but no one else) did in the Zimmerman case, that doubts have no color.

Ekow N. Yankah is a professor at the Benjamin N. Cardozo School of Law at Yeshiva University.


不再寫Zimmerman了,畢竟槍械及種族問題是美國本土的事,黑人大學教授撰文為自己人爭權益抱不平也屬正常。不過,他的論述是否持平卻是另一回事。我無意挑起種族歧視的論爭,但我接着下來要講同種同族的矛盾。

如果你上巴士,見到兩個座位,你會坐在「公仔佬」的旁邊抑或西裝友的旁邊呢?我想就算你自己是「公仔佬」,你也會選擇坐在西裝友身旁。如果你是OL,這選擇就更明顯,我們都在歧視「公仔佬」嗎?(「公仔佬」即紋身漢)

這種性質的歧視有何不妥?有何不可?

我們對「公仔佬」有一定看法,因為在某程度上,我們會聯想到黑社會、好人有限等,而不是藝術家。對他們敬而遠之,是極正常的看法。如果在街上有兩個人在遊蕩,一個是「金毛公仔佬」,另一個是標少,你認為PTU反罪案巡邏會搜誰的身?

故此Zimmerman關注生面孔的黑人青年,何足為奇?把Zimmerman 案說成典型的種族歧視情況,並不公道。在監獄裏黑人囚犯的比例高,不能因此推斷為司法不公,容易把黑人定罪所致。美國社會裏黑人較窮,社會地位較低,犯法的人較多,入獄的比例自然較高。以囚犯人數來證明種族歧視,毫無說服力。千萬不要搞錯,美國歧視黑人是不爭的事實,我只是講Zimmerman案不是可以利用來借題發揮而已。

在香港的歧視情況嚴重嗎?我不講「公仔佬」,不講外傭,只講「強國人」。我想香港人和大陸人屬互相歧視,而並非一面倒的香港人歧視大陸人。同宗同源,但社會文化迥異,雖然沒有美國黑白對比的強烈,也不遑多讓。





2013年7月16日星期二

In response to comments in the Zimmerman case

Reader C left 2 comments in 再談Zimmerman. I am obligated to write a blog as reply.

Thanks Bill! This also reminds me of a case in Hong Kong, even though it is not strictly double jeopardy. AU Pui Kuen, a police detective, fatally shot a young man after a quarrel due to a minor traffic matter. The coroner's court made the finding of lawful killing, but the detective was then charged with murder and convicted. After appeals, the murder charge was overturned and he was convicted of manslaughter. I suppose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 coroner's court and the CJ did not happen too much in 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 O. J. Simpson case, all jurors were African Americans, and he was acquitted.

In the case of four police officers assaulting Rodney King, the jury (with no African American) acquitted the officers despite video evidence.

It is one of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jury system. Jurors bearing bias views are not preventable. Every where is like that when emotion supersedes ration. In HK, we had the Wong Tai Sin Special Duty Squad case involving 13 policemen. They pressurized the drug addict to provide drug trafficking information which ended up assaulting the drug addict with sledge hammer and planted half a pound of heroin on him. The policemen were charged with assault and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The jury acquitted all of them. It was the well known 十三太保 case. After their acquittal, they were reinstated while the other team members given immunity to testify against them all resigned. I happened to know some of the defendants in that case.

Since C mentioned AU Pui Kuen 區沛權 in the comment, let me talk some more about the case. AU Pui Kuen was an off duty CID officer. On 9 January 1976, he drove his private car along Argyle St turning into Sai Yeung Choi St with a female passenger on board. The body of his car had contact with one of the 3 young men crossing the road. An argument ensued which was followed by a fist fight. AU was knocked to the ground. He withdrew his service revolver and chased after the young men who fled the scene. He shot one of the men twice at the back. The man later died of gun shot wound. His third shot hit the ground and the bullet ricochetted and hit a bystander.

A Coroner's inquest was held. A jury of 3 returned a verdict of "excusable homicide" Despite this finding, the prosecution charged AU with murder and shooting with intent to inflict grievous bodily harm. In the first high court trial, AU was convicted of murder but acquitted of the second count. He appealed the conviction. He was represented by Jackson-Lipkin who was later a high court judge and after retirement, he lived on dole with his barrister wife Lucille Fung. They were both convicted of obtaining property by deception, namely, deceiving the government dole money. It is a side story. AU's appeal was allowed on the ground that the trial judge Simon Li 李福善 misdirected the jury on the law of self-defence.  A retrial was ordered. Then there was legal blunder cause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hearing the case. AU appealed to the Privy Council. The appeal was dismissed though certain criticism was directed at the way the Court of Appeal handled the case. A second trial took place. This time, AU was convicted of manslaughter and was sentenced to 5 years imprisonment. He again appealed the conviction which was again dismissed.

From the 3 appeal cases I read, if I were in the jury, I would have no hesitation to convict him of murder. I can only say it was still the "dark age" in police history. The facts of the case were overwhelming. A murder conviction is inevitable if the trial takes place today. Unlike the Zimmerman case, there were eye witnesses in the crowded street.

AU Pui Kuen's case is a classic case of miscarriage of justice. His story was about the threat of being snatched of his service revolver. To me, it was a fairy tale defence rather than self-defence. That was an era without clear separation of power and independence of judiciary. The fact that Denys Roberts 羅弼時爵士could once hold the office of  the AG and then the Chief Secretary and then Chief Justice speaks for itself.

AU's retrial was not an example of double jeopardy. It wa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retry him for an offence of such gravity. He might have gone through the ordeal of 3 court proceedings but the interest of justice outweighed his personal interest. It is interesting to know the idea of retrial when a conviction is quashed did not come from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of England. It came from the Indian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This legal concept was subsequently incorporated in criminal procedure codes of many other Commonwealth jurisdictions.


佔中道德觀?


佔中道德觀 

戴耀廷
(原刊於2013年7月16日《蘋果日報》)

有批評指「佔中」是不道德的,這涉及「佔中」所要達到的目的,及「佔中」作為達到此目的之手段。若目的是不道德的,那麼即使用了合乎道德的方法為實踐手段,那也是不道德的。但即使目的是道德的,假如用了不道德的方法去實踐此目的,這仍是不道德的。因此,「佔中」是否合乎道德,就既要看「佔中」所要達到的目的,也要看「佔中」作為達到此目的之手段。

這裏我把「佔中」的目的只設定為爭取2017年特首選舉須符合國際標準對「普及和平等」的要求。認為「佔中」是不道德的一個說法,是指「佔中」高舉「普選」,但大部份港人根本不認為普選是重要,他們更重視生活水平的改善;即使香港需要實行普選,也不一定要根據「佔中」的理解,要符合國際標準;港人必須考慮中央政府的憂慮,也不應要求一蹴而就,可先接受有篩選候選人的普選方法,然後再爭取全面的普選權利。

這種看法有其本身的邏輯,但我要說的不是哪種看法是對的,而是「佔中」要求普選須符合國際標準是否不道德。《基本法》規定《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其中就是包括了合乎國際標準的政治權利。這是國際社會確立的普選標準,是每一個人所應享有的基本權利。一個人採取行動去爭取保障自己的基本權利,很難說這目的是不道德的。或許有一些人認為他根本就不想要這本屬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故爭取權利的行動對他來說是無謂的。
(文章太長,在此節錄,全篇連結在此)

山中傳這篇給我看,怪不得他看了頭昏腦脹。教授提倡佔中,目的就是要求普選,是政治制度的問題,付諸行動就涉及公民抗命,是挑戰法律的做法。佔中標緻「愛」與「和平」,「和平」這口號還算講得通,起碼是實際行動時涉及法律層面的東西;「愛」這傢伙未免有點那個,佔中是集體談判,不是集體談戀愛,愛甚麼呢?如果要扯宗教入去,不如另外為招攬信教人士佔中舉辦一場「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加山佈導大會,讓人集體決志信教,集體決志佔中,集體去擁抱愛一下,只演一場。部署佔中行動就不要再講宗教了,否則你講佔中是神的旨意,有牧師講佔中違反教義,把政治運動加入宗教論爭,非信教人士又懷疑自己應不應該參加這疑似宗教活動,信息混亂,毫無必要。搞到現在還要講道德問題,何必花時間精神在不必要的論爭上呢?不如多花心思在策畧及實際部署方面,要回應就回應山中的批評。不要把政治法律問題變成宗教道德問題,普世的價值都離開了正題。

p.s.用此題材,山中也寫了一篇-----無聊的佔中道德觀

不要露底 不准赤腳

Saggy Pants Ban Helps Wildwood Get Families to N.J. Shore

Like other New Jersey shore towns, Wildwood is trying to attract visitors after Hurricane Sandyravaged the region in October. It just doesn’t want to see their underwear.

The Cape May County municipality has banned sagging pants on its boardwalk in hopes of making the resort community more family-friendly. Those caught with trousers that sink 3 inches (8 centimeters) below the hips, exposing either underwear or bare skin, are subject to fines of as much as $200 and 40 hours of community service. The ordinance also prohibits bare feet and going shirtless after 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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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young man wears sagging pants on the Wildwood, New Jersey boardwalk, on June 6, 2013. Photographer: Wayne Parry/AP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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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s along New Jersey’s 127 miles of Atlantic Ocean coast are the prime economic engine for the $38 billion-a-year tourism industry and have struggled to convince visitors they are open and ready for business. Photographer: Scott Eells/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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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ardwalk visitor carries a stuffed monkey prize in Seaside Heights, New Jersey. Photographer: Kena Betancur/Getty Images

“I’m not the fashion police and I do realize there are societal changes,” Mayor Ernest Troiano said in an interview. “But in the same breath, it’s called underwear. It’s not outerwear.”

Sagging, as the trend is called, began in prisons and spread through hip-hop musicians to a wider audience of teenagers in the 1990s. Troiano said 95 percent of the people who have contacted him since the law took effect July 9 have expressed support. No summonses have been issued, he said.

Sandy struck Oct. 29, wreaking havoc along the shore from Belmar in the north to the mansions of Mantoloking and south to Atlantic City. Towns along New Jersey’s 127 miles (204 kilometers) of Atlantic Ocean coast are the prime economic engine for the state’s $38 billion-a-year tourism industry.
‘Do Something’

Wildwood, a community of 2,500 residents about 37 miles south of Atlantic City, escaped heavy damage. Yet, like other beach enclaves in the Garden State, it’s struggling to let people know it is open for business. The town relies on a 12-week beach season to drive its economy. About 9 million visitors a year come for its attractions, including food stands, 1950s-era motels built in Wildwood’s idiosyncratic “doo-wop”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carnival rides.

Troiano said he’s received calls and e-mail from people as far away as Louisiana who said they plan to travel to Wildwood this summer to support the town’s willingness to “do something” about unsightly, loose-fitting pants. One person from Coloradotold the mayor he planned to shorten a trip to Washington in order to visit.

Efforts led by Governor Chris Christie to help the region recover from last year’s storm got a boost yesterday with the donation of $4.5 million to the Hurricane Sandy Relief Fund from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Last week, native New Jersey rocker Jon Bon Jovi’s band gave $1 million to the fund.
No Fan

Jack Morey, an owner of Morey’s Piers, which operates several landmark amusements and water parks on wharves along the boardwalk, said he’s no fan of the new ordinance. Wildwood isn’t Disney World, he said, and watching peopl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any successful resort.

Dress codes worldwide are relaxing, Morey said. Even the Wimbledon tennis tournament in England allows players to wear colors other than white, he said. He called saggy pants merely a “reflection of popular culture,” saying it doesn’t make sense economically for a community driven by visitors to spurn people based on their dress.

“This is a good old tacky-and-proud-of-it place,” said Morey, whose father built the pier in 1969 and who grew up atop the Pan American Hotel, a local landmark. “Disney’s a wonderful place, but Disney is fake. In my opinion, Wildwood can’t be fake.”
Thug Life

Generational battles over fashion and social mores aren’t new, of course. Elvis Presley was filmed only from the waist up on 1950s television. Skirt lengths were mandated at high school dances. The Beatles’ shaggy hair created an uproar when the group appeared on U.S. television in 1964.

To Troiano, sagging is much less innocent. It glorifies the “thug” image popular in hip-hop culture, which can intimidate visitors, he said.

“If anybody says this is racist, that’s a load of crap,” said the mayor, who is white. “It’s about decency.”

Udi Of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New Jersey chapter of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said previous attempts by municipal authorities to prohibit men from wearing earrings and backward baseball caps have failed.

Ofer said his group hasn’t determined yet whether it will mount a legal challenge to the ordinance. Other municipalities, including suburbs of Miami and Atlanta, have also banned droopy trousers,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ed Press.


No Crime

“Even if you think saggy pants are distasteful, they are not a crime,” he said. “This ordinance criminalizes innocent behavior the same way that in the 1960s local towns tried to ban men from having long hair. Today, they’re trying to ban young men from having saggy pants. We don’t need the police to tell us what is and what isn’t indecent. The police are not our parents.”

Frank Askin, a constitutional law professor from Rutgers University’s campus in Newark, said boardwalks are public areas akin to streets and that Wildwood’s ability to outlaw clothing styles on it are limited. The ban would likely be shot down if it were challenged in court,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They can use it to try and see if people abide by it, but if they ever had to go to court, the town would probably lose,” Askin said in an interview.

Troiano said he isn’t concerned with legal ramifications. What’s important is preserving Wildwood’s image as a place where parents can take children and building a customer base for the future.

“If someone is good enough or gracious enough to come spend their money in our community, I want them to have a great experience,” the mayor said. “It’s about being family-friendly. It’s a shred of decency. That’s all.”

(16/7/2013 Bloomberg)

看了Bloomberg這則新聞不禁笑了出來,事有凑巧,又是美國新聞。刻意買大幾碼,底褲半露的年輕男士裝束是怎樣興起的,我不太清楚,只知是近幾年的事,近這一兩年也開始消退了。這立法也蠻有趣:露出臀以下3吋的皮肉或內褲,罰款200美元或社會服務40小時。我也不去講以人權立國的大哥,這種法律能不能經得起法庭上的考驗,更基本的問題是-----甚麼都要立法規管嗎?

雖然這種saggy裝束標少也大不以為然,我的做法就是自己勒緊褲頭,不叫它墮落,別人的潮流,我管不着。否則,也要立法管一下女士着短裙不能超過膝頭對上3吋,裏面那條只可肉色,才不會引起好色之徒偷拍裙底。既然晚上8時之前可以赤腳,8時之後又何妨?美國這地方真有趣,這跟大陸不探望父母屬違法異曲同工。甚麼都立法,就叫法治?

p.s. 山中一定要留言

2013年7月15日星期一

再談Zimmerman

山中在美國的Zimmerman案 一文留言,指出很多人舉起美國這人權民主的明燈照路,而漠視這大佬的種族歧視及公義不彰的問題。或者有人以為我們反美及反民主自由,因為我們不斷批評美國、泛民及佔中行動,真的這樣想我就無興趣去澄清,我相信山中亦然。我們沒有興趣跟智慧負值的人辯駁,請繼續去like你的政治明星,跟你那些charismatic的教授一起在天秤上自稱自讚,吹捧吹噓,你們真棒,當頭棒折了也喝不醒悟的人。標少贈你一句:有了大佬,沒了頭腦。也罷,言歸正傳,再談Zimmerman。

Zimmerman雖然被判無罪,訴訟未必因此了結。聯邦政府仍然可以重新檢控Zimmerman,那是美國司法制度賦予的權力,以前也曾經發生過,並不構成double jeopardy。除此之外聯邦政府也可以考慮檢控Zimmerman侵犯死者的公民權利(civil rights),死者家人也可以提出民事索償。

美國人又一次對擁有槍械權作出辯論,相信又一次的不了了之。有美國法律學者指出,刑事訴訟限制多多,法庭往往未能找出事實真相。唉!這還用講,標少都不知講過多少次了。我們雖然不能用香港的法律概念對此案作批評,但法律概念上大家也有共通處。以自衛作抗辯而言,被告無需先退讓(retreat),究竟被告是否合理自衛殺人,在控方缺乏證據下,本案的裁決,難以視為司法不公的例子。這件案也並非種族歧視的好例子,至少沒有足以下定論的證據。雖然美國種族因素引發的案例不少,這一宗卻並非表表者,以此課題引起輿論,有譁眾取寵之嫌,不期然使我想起香港的社會的風氣。

飛批到港

小女兒今午會返港行一趟,她上一次回去是5年前的事。我今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做咖喱肉批,讓她空運到港給大女兒吃,因為早幾天,跟大女兒whatsapp,,她說十分懷念我做的批。由搓粉到放入焗爐,共花了兩小時來做咖喱肉批,肉餡包括啡磨菰(Swiss brown)、紫洋葱(Spanish union)及薯蓉。批餡早一天做好,不宜新鮮熱辣,一定要冷卻才可以用,否則會溶掉批皮的牛油。批在香港一定買得到,種類繁多,而且也一定比我做得專業,但自己的批蘊含着無限牽念記掛,每啖一口,女兒腦海中便會浮現朱自清的《背影》,步履蹣跚跨過鐵路的老父,為的不是幾個橘子帶給兒子的口慾。唯一擔心是運送途中,會把批碰得四分五裂,震碎這一片苦心。

加了餡而未封頂
焗好了




2013年7月14日星期日

美國的Zimmerman案

美白警槍殺黑人青年無罪

備受全美輿論關注的佛州屋苑白人巡警槍殺黑人青年案,巡警獲判無罪。

案發去年2月,時年28歲的白人巡警齊默爾曼聲稱在執勤期間,發現一名17歲黑人少年形可疑,最後他開槍將少年射殺。警方堅稱巡警是自衛開槍,但有輿論指當時少年根本手無寸鐵,質疑槍殺事件涉及種族主義歧視,引發示威抗議。

齊氏被控二級謀殺,但最終獲6名女性(5人為白人1人為拉美裔)組成的陪審團裁定罪名不成立。齊氏當庭獲釋後面露笑容。控方律師對裁決表示失望。

(14/7/2013 明報即時新聞)

這新聞講George Zimmerman 案。被告既不是警察,也不算白人,他只是街坊巡邏隊隊長(Neighbourhood Watch Captain),一個拉美裔混血兒(Hispanic)。Zimmerman父親是退休裁判官,德國白人後裔,母親是秘魯人,而外公是帶非洲血統的秘魯人,算起來Zimmerman還有點非洲血統。

死者是17歲的黑人青年Trayvon Martin,身高6呎1吋,孬仔一名。事發當日,因為第3次被學校停學,所以有暇陪同父親往探望父親的女友,才會在Zimmerman居住的地方出現。Zimmerman在車上發現Martin行跡可疑,於是報警,警察叫Zimmerman留在車上不要輕舉妄動,可是Zimmerman卻下車去盤查,最後出於自衛槍殺了Martin。Zimmerman也鼻骨斷裂,頭破血流。警察相信被告的講方,不予檢控,最終連警察首長也革了職。被告所持的抗辯是自衛殺人。當地的檢控部門原本也不打算檢控被告,籲論改變了一切。連總統奧巴馬也發聲: "When I think about this boy, I think about my own kids, and I think every parent in America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why it is absolutely imperative that we investigate every aspect of this... If I had a son, he would look like Trayvon." 奧巴馬的做法相當煽情,也不恰當。總統可以責成有關部門嚴肅處理此案,而不應該表態顯示自的立場,自己牽涉入種族的論爭。如果泄密的斯諾登是黑人, 奧巴馬會講If I had a son, he would look like Snowden嗎?

愛港之聲 愛港收聲

fb群組被刪 愛港之聲報警

【明報專訊】「愛港之聲」約10名成員昨午到旺角警署報案,聲稱懷疑被大量網民有組織地檢舉,導致「愛港之聲」於社交網站facebook的群組被刪,批評做法等同網絡欺凌。警方發言人指,案件列作「求警調查」,會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進。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左三)指出,早前有至少3個包括愛港力、守護中環等組織的facebook群組被刪,而愛港之聲的群組亦在前日早上被移除,質疑有人有組織地檢舉,以令愛國愛港、支持政府的團體「滅聲」,批評做法等同打壓言論自由,是不民主及霸道。他續說,目前正嘗試與facebook管理人員聯絡,不排除轉用微博開啟新群組,但揚言會追究到底,並會了解社交網站關閉群組的機制。不過,有網民昨晚發現facebook再現與「愛港之聲」同名群組,但高達斌否認群組重開,並指是有人冒名開啟。
(14/7/2013)

網絡欺凌、踩場欺凌,本質上是相同行為,愛港之聲去法院門口慶祝別人被定罪,也是欺凌行為。facebook的群組被刪,是否網絡欺凌的結果,已成疑問。就算是也只不過是網絡平台供應商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使用條款賦予供應商刪除的權力,要投訴就向供應商投訴,與警察何干?就算是真正的網絡欺凌,也不受法律規管,警察也無偵查權力,報警有何用?一時是死士登門查是否被通緝,一時是買不到月餅咭求協助。這些都是不知所謂浪費警力的行為,香港人連報警也一窩「瘋」地上癮。

警察也處理得荒謬絕倫,怎可能開刑事檔案調查呢?D.O.聽了報案內容就應該叫他們走,還有需要開CCR交CID跟進?

愛港之聲,在適當時候為愛港收聲吧!

















斯諾登走上絕路

我不知香港人叫大陸人為強國人是怎樣開始的,這稱謂毫無疑問是充滿貶斥的反話。真正可以稱為強國人的,只有美國,美國是真強國人,大陸始終是假貨,屬假強國人。不是嗎?斯諾登事件就是明證。滯留在莫斯科過境禁區3星期了,斯諾登毫無脫身辦法。不管是那國表示收容他,最大難題是怎樣可以去那裏。沒有有效護照是第一難關,故此為了這護照,斯諾登重新向俄羅斯申請難民身分,即是要按普京的條件辦-----不准再做損害美國的事,可見北極熊也不敢惹真強國人。就算普京給斯諾登難民身分,繼而發護照給他走,他怎樣可以跑去委內瑞拉?真強國人的淫威震懾全球。被窺探及網絡監視的國家搔不着癢處的咆哮了幾聲,隨即做起打手來,波利維亞總统的私人飛機被逼降事件說明了一切。霸權凌駕人權,這面照怪鏡玲瓏剔透,高唱人權自由的人,站在鏡前,真身浮現。上一篇講法律面前人不平等,世界政治也不例外。

斯諾登揭露出來的是眾所周知的事,每個政府都這樣做,因此我們就理所當然地接受乎?聽到不少人講:我行得正企得正,不怕監察。這想法太幼稚。這不是怕不怕監察的問題,而是侵犯私隱的問題。美國霸氣逼人,不受制衡,斯諾登被逼上絕路,那些未死的民主死士,應該一死以謝天下。












2013年7月12日星期五

唐英年意氣風發大言不慚

司法受質疑 蔭權貴欺窮人

【本報訊】外界今次對律政司「放生」唐太的質疑,再度顯出執法及檢控部門近年予人袒護權貴、卻嚴厲「追殺」貧苦平民的印象!有學者指,「貪曾」前特首曾蔭權的貪腐醜行曝光逾年,「貪湯」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豪花公帑事件亦被揭發多月,但廉署立案後「蟻步調查」,仍未檢控;相反上月一名東隧收費員只因「執一蚊」,僅一周後即被控盜竊罪成兼飯碗不保,令人質疑「法律面前,窮人死梗!」

曾肩負肅貪倡廉重責的湯顯明,今年四月亦被揭發在任期間豪花公帑外訪、送禮、宴客,涉嫌藉此與內地官員拉關係,但廉署調查至今無寸進。

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指,廉署「蟻步調查」貪曾、貪湯,唐太亦獲律政司示意會撤銷性質較重的控罪,令人懷疑執法及檢控部門「放生」權貴,卻對平民毫不留手,例如今年一名的士司機因濫收五毫車資罪成、東隧收費員「執一蚊」而犯盜竊罪、菲傭「打斧頭」十五元被判守行為等都可見一斑,連裁判官也質疑有關檢控浪費政府資源。

促屋署執法一視同仁

另外,唐宮僭建地庫,屋宇署作為監管部門責無旁貸。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王國興說,從唐宮僭建案來看,屋宇署必須徹底檢討其執法和巡查漏洞,例如提升巡查密度,以及執法時一視同仁,不能在富貴人家地區便有所疏忽,「獨立屋先有機會向下挖地庫,屋宇署應加緊巡查,住在獨立屋的人也要自我反省,一旦東窗事發,便要承擔刑責。」
(12/7/2013 東方日報)

東方這標題不應叫「司法受質疑」,應該只是「執法」受質疑。對唐太也不應叫「放生」,只能叫折上再打折。使人最看不順眼的自然是唐英年那副嘴臉,意氣風發,大言不慚。從這角度看,可能這就是香港的「死撐」精神。陳玉峰吃了甜頭,立即反口。殊不知唐英年的甜頭只放在嘴邊,還未吃下去,已經反口。唉!律政司總是做虧本生意。有些東西,你不打折,人家也要向你買的呢!讓我決定,我去到盡,一定無數講。

這則新聞所報導的另外3宗案也具争議。的士司機因濫收五毫車資這傳票,司機沒有被定罪,因為傳票撤銷了。東隧收費員「執一蚊」,雖然撤銷控罪簽保守行為,讓我處理我就索性撤銷控罪,無需他簽保守行為。他拾到一元,不是偷僱主錢。如果他在街上拾到一元,給警察見到,也不會告他。東隧可以報警,但警方可以不檢控,帶上法庭的話,主控也可以不檢控。在制度的不同環節中,每人都肯承擔,社會就多點公義。相反來講,菲傭「打斧頭」十五元被判守行為,卻是錯誤的決定。如果我是主控官,我一定不肯撤銷控罪。這件案在本質上跟前面兩件不能混為一談。違反誠信的盜竊,就算涉及小量金錢,我也不會放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富人高窮人一等,這是不爭的事實。一貧如洗,朝不保夕的人,怎能夠與含金啣玉,身家豐厚的人比。如果那的士司機,那隧道收費員有錢請資深大律師,他們的案件一早就消失了,報章也看不到報導。不是法律不公平,只要有錢請一團律師,律師就會想辦法替你消災解難,保護權利。這現象錯不在有錢人,富人犯法有錢請好律師,有甚麼錯?窮人犯法無錢請好律師,錯在自己窮還去犯法,不自量力。還有,人家有錢太一切包攬上身,窮光蛋的煮飯婆,又無機會做官太,又無機會做特首夫人,為甚麼要攬上身?





張華峰:會否考慮解放軍應付佔中--------- 這是一個法律問題

【明報專訊】立法會昨舉行特首答問大會,政改及「佔領中環」成為關注議題,金融服務界、經民聯議員張華峰提問時,要求梁回應政府評估,是否有足夠警力應付佔中行動,又提出「有沒有考慮過在必要時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出動駐港部隊協助香港社會秩序?」

看了明報這報導,以及其他議員的反應,不能不叫人慨歎,香港這些議員水平之差,難以置信。提出這課題的人差已不在話下,對此有所反應的人,也只講香港警察有應付佔中的能力,其實根本的問題是,解放軍憑甚麼可介入香港治安事務,議員應讀一下《基本法》第18條,或者看一下絀文佔領中環與《基本法》第18條 及佔領中環與《基本法》第18條之二  。

2013年7月11日星期四

Facebook群組具邪教的風格

山中在寫再對佔領中環提出疑問 一文,這樣寫:「對「佔領中環」可能面對的罪刑與判刑這個問題,我交給標少回答」,他一腳把球踢給我,我當然不會叫他失望,便在他的文章處留言:

山中,
除非戴耀廷佔中的時候情緒失控,雙手舞刀,見人就斬,否則,在中環行行企企,又不激烈,又不抗辯,又屬初犯,怎會坐監?你畀我判,absolute discharge,無條件釋放 (Section 36(1)(a) Magistrates Ordinance)。自己返屋企煑飯,唔好食哂啲皇家飯。唔激烈就做唔到烈士,所以唔係會真死嗰啲,就唔好叫自己做死士。不過,寫還寫,唔好好似陳玉峰嗰啲,寫埋哂自己沾沾自喜而呃唔到人嘅廢料。
下次外判畀我要收錢架。

之後山中徵求我同意,要把評論放上佔中的Facebook,坦白講我做事一向不會藏頭露尾,在公開的平臺講過的,就不怕給人知道,放在那裏也無所謂,我自然沒有異議。過了一陣子,毫無動靜,竟然無人找我晦氣,於是便上了佔中的Facebook湊熱鬧。我沒有用Facebook的習慣,幾年前開了户口,以後幾乎停用,過去一兩年對所有加入作朋友的要求都置若罔聞。

沒有人找晦氣,我便不甘寂寞走去看一下這佔中Facebook的留言,看了一部份,我立即產生兩個聯想;一,邪教(cult),二,紅衛兵。當然這是聯想,不是結論。這類群組,本質上具備邪教的特色,自然也可套入紅衛兵的行事方式。為了嚮應毛澤東這教主的呼籲,那些充滿宗教狂熱情操的人,隨時受到鼓動去盲目追隨。我看了一些留言,便發電郵給山中,內容主要講"cult"和 "frantic" 這兩個字。戴耀廷揚言坐牢的話就會寫獄中書簡,不打算癱瘓中環,不會使用暴力,不抵抗拘捕,檢控也不抗辯,我真的看不到可以坐牢寫書的可能。這樣講真正的目的,只有一個:煽情。雖然戴耀廷的佔中策略含糊,我並不質疑他的誠信。我也相信他絕不會像陳玉峰那樣低俗,陳玉峰的自白,效果其實是抹黑,可笑的是她自我抹黑。如果我是戴耀廷,陳玉峰這類義工我不會要。事實上陳玉峰具備搞政治的部份質素-----騙子。這種質素,又使我聯想到陳振聰林及林以諾,從這角度看,這三人可以從政,成為政壇三寶。


2013年7月9日星期二

陳振聰案的遐想之三

今天司法機構上載了陳振聰假遺囑案正審之前兩份判決書:HKSAR and Chan Chun Chuen (陳振聰) HCCC182/2012 (24/1/2013) 及 HKSAR and Chan Chun Chuen (陳振聰) HCCC182/2012 (6/5/2013)。這兩篇判辭編號相同,內容不一樣,有興趣看正審之前的背景,可以跟著連結登入去看。第一篇是辯方申請押後審訊,被法官Andrew Macrae拒絕的判決書,第二篇是控方申請把陳振聰在争產案的證供,納入陳振聰假遺囑案,遭辯方反對,但法官Andrew Macrae批准的判決書。這兩篇判辭都在假遺囑案審結之後,才在司法機構網頁上載,以免影響陪審團的看法。

第一篇判辭可以看得出,陳振聰在正審之前轉換了多間律師事務所,不單只用了很多冤枉錢,也影響了抗辯準備。當然,他的錢冤枉來瘟疫去,他分別人身家,他給人分身家,也是報應。從這角度看,龔如心又何嘗不是?

這一篇我沒有遐想,遐想恐怕要留給陳振聰,或者他可以寫獄中書簡,争產案秘辛之類的書,這類書可以改篇成舞臺劇或者拍成電影,又可撈一筆。

原審法官Andrew Macrae,是Nancy Kissel 案重審的法官(我寫了3篇: 奶昔謀殺案 、再談奶昔謀殺案 、三談奶昔謀殺案) ,Nancy Kissel 案在重審正審之前,以得不到公平審訊為理由申請永久終止聆訊,Macrae 駁回申請,判辭寫得十分漂亮,使標少拜服。陳振聰這件案原本也撥出20天作法律争拗,很有可能是永久終止聆訊申請,因為陳振聰嫌資深大律師胡漢清收費太貴,他負擔不起,申請押後又不獲批,陣前易帥,策略也改變了,不作正審前法律争拗,縮短了整件案審訊的時間。縱使陳振聰下流無恥,他攫取不義之財,面對刑事審訊,他同樣要獲公平對待。代表他的律師事務所,有些犯了專業失當,另外,面對香港傳媒鋪天蓋地對他唾罵,他何來公評審訊?

2013年7月8日星期一

再講廁所偷窺

我寫 廁所偷窺 一文,引起一些討論和關注,有讀者留言,講自己親身經歷,也有朋私下發電郵給我,都是圍繞着人有三急,被逼走入女廁解決,或者誤入異性廁所的問題。既然如此,我再寫一篇。

偷窺(Peeping Tom 我稍後才解釋偷窺者這詞的來源) 本身在香港並不違法,並無一條偷窺罪。因偷窺引至被檢控,通常都是男人進了女廁,控以《遊蕩罪》,要控以《有違公德罪》,門檻更多,比較難舉證。相反,女人進了男廁而被檢控就沒有聽過,對女人似乎比較優待的情況,在Indecent Assault and the City非禮之城? 一文的留言已討論過,不再覆述。況且就算女人走入男廁,一般男人只會講「呢度係男廁喎」,而不會大叫或報警。

我在廁所偷窺 一文的留言,建議男人在人有三急毫無選擇下使用女厠,最好揚聲,把可疑之處減到最低。誤入女廁當然不會揚聲,在那種情況下被檢控的話,就要看信不信你誤闖,那要結合在廁所裏的行為一併來考慮。廁所偷窺 一文所講那個博士生,根本無需與事主四目交投,法官有權推論他在偷窺,一切視乎主控官盤問他的能力。在 HKSAR and Ching Long-tin HCMA 858/2002 一案,案情就有點像博士生這件。案中的被告是商業大廈保安員,闖進了大廈的女廁,女事主只看到他在鄰廁格頂的額頭,兩人並沒有四目交投。他的解釋是誤闖女廁,法官把他定罪,上訴駁回。博士生案的詳情是怎樣的,只憑報紙講,我不清楚。這類案盤問技巧很重要,每每是定罪的關鍵。

(寫到這裏,給山中打斷了,他外判了這東西 給我寫。)

誤闖女廁會不會被定《遊蕩罪》,要視乎你的行為及講法是否可信。走進廁所見不到尿兜(urinal),就要走出門口確定一下是否男廁。走進廁所見到女人,就應立即道歉及離開,否則就會像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戴超明 HCMA755/2011案中被告的下場:

控方案情
2.  事件在九龍灣運動場發生。裁判官精要地述說了控方的案情,本席引述如下:
6. 運動場祇設男更衣室,臨時女更衣室不外是男更衣室安排過來給女士用的,通常逢星期三運動場有女子欖球賽才這樣改用。控方接納案發當日為星期日。
7. 當日下午約2時40分,PW1球賽後與一名隊友到臨時女更衣室沐浴,進入更衣室前見到門外女更衣室的指示(Pl(3)證物)。PW1最後l次到臨時女更衣室約半年前,每年會到那處2至3次。
8. PW1到浴室(P1(10)證物),兩排儲物櫃的中間位置,沐浴後回到更衣/儲物處(P1(8)證物)。當時已有另外4 名隊員到達,她們6人在長櫈坐下來,一邊收拾行裝,一邊傾談,傾談時聲浪頗大。PW1祇穿著胸圍及牛仔衭。
9. 約5分鐘後,被告進入,行經PW1及5名隊友所在處,到浴室,進入左邊的第2浴格(第2格),把門關上。當時被告穿著T恤,牛仔衭,波鞋,頭戴鴨舌帽,步伐比較快一點。
10. PW1見到被告的側面,不太清楚被告是男或女,問其他隊友的意見。大家在這方面商討,認為是男子,心感不妥。PW1穿回上衣。因為有男子進入臨時女更衣室,PW1感到警慌,又恐怕被告攜帶甚麼,不知有否危險。
11. 被告留在第2格2至3分鐘,其間第2格內沒有“動靜”。PW1,PW2與4名隊員決定向被告問過究竟。PW2敲打第2格的門,說那是女更衣室,問被告在幹甚麼。被告表示不知道是女更衣室,指穿上衣服便會出來。
12. 被告出來後,與PW1,PW2及其他女隊員行出更衣室。被告曾指臨時女更衣室平時為男更衣室,解釋不外想在那裏沐浴。
13. 當日下午約3時30分,PW4到運動場拘捕被告,警誡下被告說“我諗住入去沖身,我上星期日嚟過果度都係男廁”(見P2證物第2段)。

定罪上訴結果駁回。

我在廁所偷窺 及這裏建議的處理方法,只是common sense approach,也沒有特別妙方,只要合情合理,不要自招嫌疑便可。

現在講Peeping Tom的故事。13世紀英國Coventry這地方,有位叫Godiva的女子,因為憐貧惜苦,要求掌權的丈夫把苛捐雜稅退還給市民,丈夫不肯,最後拗扭她不過,便訂出條件,若果她肯在街上裸體騎馬,便會退稅。她於是一絲不掛,只靠一把長頭髮遮蓋部份身體,上街為民請命。行動之前,她呼籲市民關閉窗戶,不要偷看。有個叫Tom的裁縫,在百葉窗開孔偷看,便是Peeping Tom這典故的由來。這當然是傳奇小說,流傳不同版本,不用考究。把Tom這角色加入Lady Godiva的故事,是到了17世紀的事。總之就不要咸濕,一個講法是Tom因此盲了,另一講法是Tom因此死了,咸濕可以致命。









2013年7月7日星期日

陳振聰案的遐想之二

陳振聰病房度牢獄首天
林以諾講金句 「凡沒有的,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奪去」


【明報專訊】陳振聰被裁定偽造龔如心2006年遺囑,判囚12年,到赤柱監獄服刑。據了解,曾被驗出高血壓的陳振聰的牢獄生涯首日,未有在囚房內度過,而是被送往獄中醫院觀察。其妻譚妙清昨午12時許帶同日用品探監,逗留約1小時後離開;習慣偕夫返教會的她,隨後如常到青衣參與聚會,恰巧教會本周金句為「凡沒有的,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奪去」。

保護申請尚待審批

據了解,陳振聰的首天囚獄生涯,未有如其他犯人在囚室度過,全日留在獄中醫院接受觀察,相信環境較單人囚房、僅7.5平方米的面積寬敞,而對於他要求保護的申請,估計仍有待審批。

妻女弟監獄探望1小時

在最後審訊階段一直陪伴陳振聰的陳妻譚妙清,昨午12時許與陳的弟弟及私生女倫培珍,帶同日用品到監獄探望,但據知部分因不准帶入監房而被收起;3人逗留約1小時,離開期間陳妻一直神色凝重,不時低頭望手機,未發一言。

早前轉信基督宗教的陳振聰,會與妻子到青衣一教會參加崇拜;該堂的牧師林以諾,至審訊後段也一直在場聽審。陳妻昨探監後,於昨晚6時前往教堂聚會,同行有倫培珍及其他六七名親友,全程坐在教堂最前一排,眉頭深鎖但未見落淚;負責講道的林以諾未有談及事件,亦未有為陳代禱,部分教友曾上前輕拍陳妻雙肩,似是安慰。

妻女親友聽林以諾講道


林以諾對事件一直三緘其口,昨日教會崇拜的「本周金句」為《路加福音8章18節》﹕「所以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聽;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凡沒有的,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奪去。」


林以諾在場解釋此句喻意為要留心聽信主的真理,思考如何實踐所聽信的,否則根本無法接收。記者曾向其他教友查問,不少人表示曾見過陳振聰,但不熟悉及未有交談,但認為分屬教友,無論有罪無罪也應一視同仁地予以包容。

(7/7/2013 明報)

昨日朋友傳了這幅相給我















對話和標題都不是我加進去的,是陳振聰受洗時的照片。今天就見到上面的金句,《路加福音8章18節》﹕「所以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聽;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凡沒有的,連他自以為有的,也要奪去。」這金句十分應景,讓標少點化他吧:陳振聰你聽住,你一早就應該受靶,依家加夠12碌畀你;唔係你嘅,咪話830億,你攞咗嗰30億都要嘔番出嚟。(下三濫語言:12碌即12年,12隻即12個月。)

林以諾是怎樣的神甫,我毫無興趣想知道。陳振聰為何忽然信主,也無需考究,萬事萬物皆有定數,希望陳振聰接收到林牧的訊息,接受主的旨意。金句聽不明白的話,就聽許冠傑的《浪子心聲》:命裏有時終須有,無時莫強求。(浪子心聲-許冠傑 youtube)


陳玉峰自取其辱之二-------越來越不知所謂

對於陳玉峰這種小丑,我沒有興趣再談,但讀者Andy Tay今早貼了陳玉峰在明報發表的《佔領X對話﹕陳玉峰:我的自白》一文,在我的陳玉峰自取其辱 留言處,我看了不禁嗤之以鼻。我無興趣反駁她自圓其說的話,畢竟做律師當然要有辯駁的能力,跌倒地上揑一把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她卻不斷在揑碎玻璃,還往臉上抹。如果她在繼續發聲之前,向我虛心求教,我可以指點她的迷津,就不致於愈描愈醜。

我不反駁她那些不知所謂的理據,對刑事案及法庭程序有認識的人,便會清楚她的解釋荒謬絕倫。我只想指出她文中引述的R v Lam Mun-fai [1983] 1 HKC 614連案例名也搞錯了,正確名字是R v Kam Man-fai [1983] 1 HKC 614。但凡對破壞公眾安寧在法律上定義有研究的人,沒有人不認識 Kam Man-fai 案例,該案是Disorderly Conduct and Assaulting Police的上訴,主要討論何以構成破壞公眾安寧,引用了英國上訴庭R v Howell (1982) 1 Q.B.421對此的看法。在Kam Man-fai之後的上訴案例,不同的聽審上訴的法官,對構成破壞公眾安寧看法上都有一些偏差,直到周諾恆的搶咪案上訴至終審法院,便有機會厘清這概念,上訴正審還在排期。

陳玉峰明顯是學藝不精,不斷自暴其醜,信了她所講,香港又多了一班盲毛。我希望她作為Gen Y的專業人士,一點代表性也沒有,否則,可悲之處,難以言表。


2013年7月5日星期五

陳振聰案的遐想

陳振聰被判12年監,以遺囑涉及的銀碼超過800億而言,也不能說重手。我以前寫過太多有關陳振聰的文章,罵他的人太多,我無興趣繼續循這方向罵。不評論卻一定有人會問,故此寫這一篇。

陳振聰是否如法官Andrew Macrae 所講無恥邪惡極貪婪?毫無疑問,這批評相當中肯。他罪有應得嗎?那要看你講的是甚麼罪。如果講現在這兩條,我有保留。如果你給我選擇,我會覺得他涉及龔如心與王廷歆的争產案,多過偽冒2006年遺囑。我一向都循這方向想,所以寫了13,000多字的從爭產案看終審法院 一文 ,亦因此開玩笑地寫了陳振聰最後的幾步棋之三 。我一直都不認同終審法院對龔如心與王廷歆争產案的判決,我相信是判錯了的案。

我認為陳振聰涉及龔如心與王廷歆争產案,相信很多人不認同,但請考慮以下這幾點:

  1. 龔如心拿出來聲稱是王德輝的遺囑那幾張草紙,如果是偽冒的,那麼出自何人的手筆呢?
  2. 龔如心與王廷歆争產案展開後,龔如心曾被拘捕偽造遺囑,這一段時間陳振聰消失了,撤銷龔如心的刑事控罪後,陳振聰又再出現,何解?是否刻意消失,減低嫌疑?
  3. 龔如心給陳振聰27億元,全都是現金,數額之大,肉金也好,饋贈也好,為何是現金?風險甚大,不用本票又不直接過戶,理由只有一個,就是不想留下痕跡。
  4. 龔如心出名吝嗇,就算陳振聰萬種柔情,百般諂媚,怎可能贈予27億,像掩口費多過是風水費。
  5. 當陳振聰拿2006年遺囑出來,龔仁心一度提出和解,分三分一遺產給他,何解?
  6. 既然送現金27億,區區一千萬,何需立遺囑叫律師見證簽名?

這件案像拿着把柄勒索多過偽冒遺囑,當然,一個長埋地下,一個有口難言,甚麼是真相,並非法庭可以判決得到的。我曾經打算用這題材寫小說,動筆寫了二三千字,最後都放棄了。真相有時不及遐想。

女兒問我,陳振聰會上訴嗎?我說,他會,不過無銀兩。女兒又問,那個很有錢的牧師會幫他嗎?我說,naive,牧師只會向人要錢,怎會資助他上訴,何況陳振聰這招牌已沒有價值了。女兒又問,這些牧師都有人信?我說,祈福黨都呃唔少人啦。

陳振聰坐12年,行為良好的話,即是坐8年。陳振聰的強項是靠把口揾食,就利用這8年讀神學,出番嚟唔使扮醫生行醫,可以做牧師。




2013年7月4日星期四

廁所偷窺


遭控遊蕩 無人指證

前年六月及七月,香港大學一名機械工程系男生,涉嫌先後用手機偷拍住在同一宿舍並彼此認識的三名女學生淋浴,他被法院裁定不誠實地獲益而取用電腦罪名成立,判感化一年,同時要按感化官指示接受心理輔導,另他亦已被開除宿生資格及遷出宿舍。

另外,香港科技大學一名姓王(廿一歲)內地博士生,被指前年十一月十八日匿藏於教職員宿舍的女廁,透過廁所頂部的空隙偷窺隔壁廿五歲女子如廁,遭落案控告遊蕩罪,惟最終無人能指證他曾向下望向事主,無證明他有偷窺意圖,因而得以脫罪,但裁判官認為被告行為相當可疑,兼無合理辯解,行使裁判官權力下令他簽保二千元兼守行為一年。
(4/7/2013 東方日報)
這則新聞所講第二件案,我看了不明所以。這博士生在女廁格內,有需要證明他曾向下望向事主,並有偷窺意圖,才能算遊蕩?如果東方的報導無錯,本案控方只需證明被告在女廁逗留(hang about),導致女事主合理地擔心本身的安全或利益,不就足夠定罪了嗎?與其行使《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I條判令被告簽保守行為,裁判官應該把他定罪。

陳玉峰事件------湯家驊又講笑話


湯家驊﹕撤控明顯證據不足

【明報專訊】佔中義工陳玉峰昨獲不提證供起訴,律政司除了派出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到法庭現身說法,更罕有發出近千字聲明,強調事件不涉政治檢控。但資深大律師兼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昨指出,案件「由通緝到檢控,都有政治考慮」,不符合本港法治精神。不過亦有法律界人士認為,警方事隔多時才拘捕陳玉峰,加上陳在事件中的角色,與早前同案中兩名獲輕判守行為的被告相若,故以守行為方式處理本案亦屬恰當。

湯家驊表示,警方聲稱通緝陳玉峰近1年半,「捉到後見群情洶湧就O.N.E.(offer no evidence,不提證供起訴),明顯係有政治因素影響」,令人對執法及檢控人員的形象「打折扣」;而不提證供起訴通常有兩個可能性,一是證據不足,二是經過控辯雙方認罪協商(plea bargain)後,被告獲准只承認部分控罪;而本案明顯是證據不足,「咁一開始就唔好咁高調,話要『低調通緝』啦」。

「具政治考慮 不符法治精神」

陳玉峰今年5月被捕,警務處長曾偉雄回應時指去年1月已通緝陳,但警方低調處理。事件引發多名社運人士主動到警署「投案」查明天詢是否被通緝。

(4/7/2013 明報)

湯家驊是資深大律師,說他不懂法律,我又不好意思這樣講,講了行外人也不相信。要人相信,其實也不難。這件案是否證據不足,我問一些很簡單的問題,給非法律界人士參考一下,由他們自己判斷。

第一,如果控方證據不足,被告怎肯簽保守行為?她自己是律師,另外還有律師代表,如果控方證據不足,她會這樣蠢肯簽保守行為?

第二,簽保守行為期間超越2014年7月1日,佔中的日子,如果她再涉及犯罪行為,便會違反簽保條件,有可能不只罰錢,而判監6個月,對自己這樣不利的事,她又會肯?

第三,她在庭上承認的案情,顯示她接納警方多次試圖接觸她,知她即將被檢控,並邀請她到警署進行檢控的程序。接受這案情,明顯與她指責警方政治檢控的立場有衝突,她怎會肯?

第四,從她在法庭程序完結之後對傳媒講話的態度,還顯示很不服氣,有沒有可能肯在控方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接受簽保守行為?

我相信簽保守行為是陳玉峰主動向控方提出,我在陳玉峰案的新發展 一文已預言控方會要求她收回政治檢控指責的言論,作為撤銷控罪的條件。我相信陳玉峰不肯這樣做,折衷辦法就是在案情加入警方多次試圖接觸她的事實,作為協商條件。湯家驊講證據不足,不知所謂。如果證據不足,控方撤銷控罪,作為辯方,我不會接受簽保守行為,還會申請訟費。湯家驊又一次露餡,下次遇到刑事案,應該沉默,胡亂評論,貽笑大方,使人對資深大律師的能力產生疑問。


2013年7月3日星期三

陳玉峰自取其辱

律政司:陳玉峰令檢控延長

律政司發表聲明稱,陳玉峰案並非政治檢控,而檢控所涉及的長時間是由陳玉峰所導致。而陳玉峰稱,沒有迴避過警方。

律政司稱,一般不會就個別個案作出評論,但由於被告陳玉峰今早法院聆訊後向傳媒發表的某些言論與事實不符,律政司在考慮公眾利益後認為有需要作出澄清,以正視聽。

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在東區裁判法院說:「這並非政治檢控」,而「本檢控所涉及的長時間是由陳玉峰所導致。」他指出,根據陳玉峰承認的案情,警方曾多次聯絡她,並到她家找她,而陳沒有聯絡警方,令檢控時間延長。

薛偉成稱,同意以簽保守行為方式處理陳的案件,是因為他認為鑑於案件的情況,這是適當的做法。陳亦向法庭承諾會在12個月內保持行為良好和守法。

薛偉成指出簽保守行為並不是讓被告「逍遙法外」,因為被告須承諾在十二個月內保持行為良好,如被告違反承諾,便要面對進一步制裁,最高可判六個月的刑期。

薛偉成在庭上表示,他接納陳代表律師在早前提交的陳辭中表達的悔疚。陳的代表律師指事件已令陳知道違法的嚴重後果,而她亦明白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薛偉成指出事件於2011年7月1日發生。刑事檢控科於2011年12月20日向警方提交法律意見,建議對涉案9名被捕人提出檢控。8名被告於2012年已經法院處理,當中2名被告簽保守行為,而其餘6名被告認罪後判罰款。基於以上考慮,控方認為以簽保守行為方式處理這案件是恰當的做法。

陳玉峰今早離開法院時表示,過去兩年,她從未迴避警方,在公開場合出出入入,其間她曾當記者,立法會都可隨時打她手機找到她,所以警
方不可能找不到她。

她又指出,律政署早已指示警方可以拘捕她,但不知為什麼警方一直無行動,她質疑警方「為乜最近對我忽然有興趣?」。

陳玉峰說,警方應按法律辦事,市民沒有義務一定要回覆警察的電話,亦沒有義務一定要協助警方調查,希望警方清楚市民的權利,並且善盡自己的責任。
(3/7/2013 明報即時新聞)

DPP親自出馬處理這小案,可見聽到政治檢控的指責,律政司多緊張。陳玉峰一方面同意控方案情,面對記者又講另一套,這個人作為律師,誠信出了問題。她以後不用想入律政司打工,做法官更加沒可能。假如我是她,我只會閉嘴,不對傳媒評論。有可能她同意的案情沒有在庭上宣讀出來,她以為可以瞞天過海,任意亂講,最終自取其辱。DPP其實有權把她同意的案情向傳媒發布,以正視聽。陳玉峰一次又一次的自取其辱,當日有份為她呼冤的政客學者,顏面何存?曾經為此事在我的陳玉峰事件 一文留言,跟我講彰顯公義的那位讀者,應罰抄我的文一次。

五人警署投訴佔中煽動犯罪的鬧劇

市民舉報佔中「唆使集體違法」

【明報專訊】佔領中環發起人提出以公民抗命爭取普選,一名報稱沒有政治聯繫的市民黃引祥,昨向傳媒預告,今午會到金鐘警察總部向警方舉報佔中發起人「唆使公眾集體違法」。他聲稱曾參與建制派團體「沉默之聲」舉辦的論壇,但否認是該團體成員。行會成員張志剛昨批評佔中破壞與中央互信,指即使佔中最終毋須發生,亦會對香港與中央的互信帶來負面影響。

湯家驊:不成立機會大

黃引祥昨說,他理解佔中目的,但認為「犯法行為怎樣也不對」,指香港是法治社會,擔心損害香港核心價值。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說,普通法中有「教唆他人犯罪」的罪名,但佔中發起人只教支持者自動去自首不答辯,是犯罪以後的行為,因此他認為不成立的機會很大;而該罪要入罪,亦必先成功教唆及有犯罪意圖
(3/7/2013 明報

五人警署投訴佔中煽動犯罪

五名市民到警察總部投訴佔領中環三名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煽動他人犯罪。

提出投訴的市民指發起佔中行動類似策劃打劫金舖,擔心行動會衝擊香港經濟、引發漣漪效應,而代價則由全港700萬人承擔。
(3/7/2013 明報即時新聞)

初時看最上一則新聞,以為是開玩笑,殊不知竟然來真的。唉!好心啦,何必浪費警察的時間。我不知是那個律師教他們去報案,這個律師也該打,學藝不精,胡亂教人。資深大律師湯家驊的講法也不正確,佔中的人對萬一被警察拘捕採取不抵抗及上庭不抗辯政策,跟去警署投訴的人提出的投訴,根本是雞同鴨講,湯資深思路有點問題,人家的投訴是指佔中三寶現在做煽動犯罪的事,不是在講佔中被捕之後的事。不熟悉刑事法就索性不要接受訪問,否則又露底又露餡,失禮死人,還搞到標少有位朋友看不明湯資深講甚麼,要我解釋一番。我以前寫過一篇佔中之前已犯何法? ,詳細解釋了佔中三寶可能干犯《刑事罪行條例》第10條(1) 的----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這些人報案或開口之前,應先看拙文。我在該文的結論是:

故此,呼籲別人參與佔中,有具體方案安排怎樣去佔領之後,便可能在未付諸行動之前就已犯法。現階段還未致於慫使他人不守法,所以還未犯法。


陳玉峰事件終於落幕

陳玉峰:警察推卸責任

佔領中環秘書處義工陳玉峰再次否認過去兩年迴避警方,指警方找不到她的說法不成立,是混淆視聽推卸責任。

本身是見習律師的陳玉峰(26歲) 涉嫌於2011年七一遊行期間,堵塞道路違反《公安條例》,被控「協助組織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及「參與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兩罪。案件今早在東區裁判法院再提訊,陳玉峰准以2000元簽保守行為12個月,控方則不提證供起訴。

警方是在前年7月2日、即七一大遊行完結後拘捕93人,最後檢控包括陳玉峰在內的9人。但因為警方是在今年5月8日才被落案檢控陳玉峰,即在案發後22個月才拉人,情況少見,引來社會指當局旨在打壓佔中的批評。

陳玉峰今早離開法院時表示,過去兩年,她從未迴避警方,在公開場合出出入入,其間她曾當記者,立法會都可隨時打她手機找到她,所以警方不可能找不到她。

她又指出,律政署早已指示警方可以拘捕她,但不知為什麼警方一直無行動,她質疑警方「為乜最近對我忽然有興趣?」。

陳玉峰說,警方應按法律辦事,市民
沒有義務一定要回覆警察的電話,亦沒有義務一定要協助警方調查,希望警方清楚市民的權利,並且善盡自己的責任。

【案件編號:ESCC1560/13】
(3/7/2013 明報即時新聞)

陳玉峰本來是個不見經傳的人,她的被捕,偶發性把她塑造成一個受逼害的民主女英雄,這笑話實在開得很大。為此,我寫了陳玉峰事件 ,陳玉峰事件之二, 陳玉峰事件之三陳玉峰事件終結篇 ,答讀者問 ,陳玉峰案的新發展  及 再談陳玉峰案的新發展 等共7篇,加上無數的留言討論,為了這件事我寫了好幾千字。陳玉峰本身不值得寫,她只是一個未經歷練,對法律認識有限的見習律師。我動筆寫,主要因為看到政客及教授們對這件事譁眾取寵的評論。這件事終於落幕,陳玉峰准以2000元簽保守行為12個月,控方則不提證供起訴,這表明她同意「協助組織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及「參與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兩項指控的案情。拘捕她被指打壓佔中還有人講的話,這些人必定是宿醉未醒。

儘管陳玉峰還滿嘴道理,指市民沒有義務一定要回覆警察的電話,亦沒有義務一定要協助警方調查。這樣講當然沒有錯,就等於警察捉賊的時候叫「差人!咪走!」賊也沒有義務立即停步,還可併命繼續走。不回覆警察的電話,不協助警方調查,因此產生延誤的話,那就自己負上因此產生延誤的責任。自始至終,我沒有講警察拖延拘捕屬合理做法,但我覺得不應因此上綱上綫,硬要把她被拘捕說成是參與佔中的政治打壓。如果藉此作政治宣傳,那麼,宣傳效果達到了,曾經製造了一番輿論,譁然了好一陣子。可是,到這件事以簽保守行為來落幕,對那些政治人物的公信力及智慧,帶出甚麼信息呢?甚麼事都容易被鼓動的普通人,當然沒有甚麼影響,反正他們不為這件事起動,也會因別的事一窩蜂的受愚弄。

陳玉峰作為律師,如果有被告身處類似情況,向她徵詢法律意見,她會不會叫被告對警方置之不理,而不解釋可能產生的後果呢?是不是對警察的調查一於置若罔聞,竭盡所能地不合作,就是市民的權利,就是被告的最佳利益。這是值得律師反思的問題。如果我是記者,我會問陳玉峰為何接受簽保守行為,起碼給曾經為她抱不平,大聲疾呼的人一個交代。




2013年7月2日星期二

斯諾登重臨香港?

看了這標題,讀者一定會說無可能,因為民航處已通知各航空公司不准乘載斯諾登到港。這可能性是存在的。斯諾登由香港飛俄羅斯,護照被美國註銷了,俄羅斯可以把他遣返原飛地,這樣做的話,航空公司便無權拒絕。如果真的這樣,在香港政治法治舞台上,這齣戲又會繼續唱下去,而且是六國大封相。

好坦白講,我並不是抱着看戲的心情來看待這件事,我覺得如果斯諾登重臨香港,對現在管治威信在破產邊緣的特區政府,或者帶來一綫生機。不要妄下定論以為這是廢話,先看我的理據才判斷是道理、是歪理。

我之前跟山中討論,換了我們是斯諾登,也寧願留在香港,不會去俄羅斯,理由在假如我是斯諾登 一文講了。斯諾登現在就慘了,滯留在俄羅斯,動彈不得。美國四處威嚇,厄瓜多爾也打退堂鼓,諸多推搪,沒有收留的意思。斯諾登進一步爆料,指美國監聽歐盟機構,引起另一輪的風波,提升了歐洲國家收留他的可能性,可惜,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斯諾登今天原本向俄羅斯申請難民庇護,但總统普京讓他留在俄羅斯的條件是不准繼續泄密損害美國利益,有見及此,斯諾登立即撤回向俄羅斯的申請。但斯諾登同時向包括中國在內21個國家作出難民申請,可見他有多沮喪。俄羅斯根本也不值得信賴,斯諾登也沒有爆美國侵入俄羅斯電腦的資料,斯諾登完全沒有留在俄羅斯的誘因。萬一沒有國家肯收留他,他倒不如要求俄羅斯把他遣返原飛地----香港。

梁振英應該依法緩慢辦事,對斯諾登提供法援,另一方面替美國佬作引渡申請,但責成律政司不反對保釋,斯諾登走頭無路回來,毫無棄保潛逃風險,不反對保釋讓斯諾登繼續逍遙自在的爆料。當然,在依法辦事之前,靜悄悄到英國博彩網站William Hill下重注,賭斯諾登2014年1月1日會在香港,1賠12,中了都幾和味,賠死英國佬,落了台也多一份退休保障。

不要以為讓斯諾登返來會倒自己米,到了今時今日,梁振英已沒有甚麼輸不起。索性借斯諾登來轉移視綫,就像北韓餓死人民也要搞核武的道理,製造外敵就可以把矛頭向外,團結港人。以強硬立場應對美國佬的霸道,肯定可以扭轉民望,這是雙贏方案,贏不到民望起碼贏到錢。美國佬又奈香港不何,法律程序的東西,交給司法獨立的法庭處理,律政司又可以不斷叫美國佬澄清有沒有侵入香港電腦。香港又無石油,又無天然資源,不值得找藉口向香港出兵。電子戰爭及錢幣戰爭早幾年又已爆發了,還有甚麼值得怕呢?

真民主派也會歡迎斯諾登,找個生招牌好過那些假招牌,孟子也有預言:天將降斯諾登於香港人也。斯諾登如假包換,搭飛機來當然從天而降。我這句總好過美國走狗昨日在維園惺惺作態講的說話,這筆賬留待日後斯諾登自己去問他,當然也要找民主抽水機一起算。還有,戴教授也可以邀請斯諾登一起佔中。大家想想,香港可有像斯諾登這樣的寶貝,一個隨時為泄密犧牲的死士。

Snowden, aka Edward Joseph Snowden, Edward James Snowden, Edward J. Snowden,  welcome back!










2013年7月1日星期一

內地子女不探長輩將違法-------這算是甚麼法律


內地子女不探長輩將違法

內地由今天起修改法例。規定子女如不時常回家探望長輩,將會違法。

內地由7月1日起正式實施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新法例規定家庭成員應關心家內老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視及冷落老人;而與老人分開居住的家庭成員,需經常回家探望老人;如贍養人在某一單位工作,僱主亦需按規定,保障贍養人能探親休假。新例下子女若不時常問候老人,將涉嫌違法。

據了解,新法例乃針對改善內地市民不履行贍養義務的情況。有內地媒體形容不履行贍養老人責任的「不孝子」屢見不鮮,但許多時候因外界不便介入家事,使不孝情況普遍。


明報這則新聞真有趣,也相當諷刺,孝順及照顧父母,本來是天經地義的責任,竟然要發展成法律來提供保障。出發點雖然好,但為此立法相當可悲。《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是1996年頒布的,目的是保護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權益,禁止歧視、侮辱、虐待或者遺棄老年人。這法律條文,看起來像社會政策文件多過法律,含糊之處甚多,難以執行。譬如新修訂的法律所講:與老人分開居住的家庭成員,需經常回家探望老人。怎樣才算「經常回家探望」呢?一星期三次抑或一個月一次。子女住在不同省分或甚至不同國家又如何?真的要立法,就不能拖泥帶水,要立得清晰並可執行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二條,老年人的定義是滿60歲的人,這歲數,以人均壽命來講,並不算老,大陸應該鼓勵他們繼續工作。立法的方向應該清晰訂定老人享有的實質社會保障,而不是空泛的講法。譬如第十八條: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護,子女或者其他親屬不得干涉老年人離婚、再婚及婚後的生活,看起來也相當荒謬。立法應該保障基本人權,做得到的話,子女或者其他親屬自然不能干涉。中國大陸要邁向真正法治,路途遙遠。要鼓勵子女孝順,首先不應做直升機家長,這些怪獸父母,間接做成子女不孝順,他們理所當然的受到過份呵護,何來反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