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少的寫作態度

一個朋友說我對上兩篇文寫得「好招積」，我答：for a good cause。我寫古思堯案的判辭 一文的時候，沒有「招積」，以事論事，只不過沒有「畀面」bar list排頭位的人。寫評論不是唱頌讚詠，處處都有所顧忌，便搔不着癢處，不如不寫。何況我一點包袱都沒有，目的是論事而不是論人。但事是人做出來的，難免要得罪人。人在做，天在看，山中 、標少之流就沾沾自喜，題材又來了。坦白講我自己也不欣賞「招積」的態度，我欣賞讀者SL在陳玉峰事件終結篇 一文，留言教誨我的手法，温柔敦厚，我十分受落。但人始終不是倒模製造出來的，不能夠一模一樣，否則世上只需要一個人做代表已經足夠。

另一個朋友說我做人像魯迅那種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態度，不會畏懼，這樣講或者有點對。講到魯迅當然要講他的棄醫從文。魯迅本來是留學日本學醫的，教師乘着課堂上的空隙時間放映不同影片，有一次影片播放群眾圍觀日俄戰爭期間屠戮中國人民，魯迅心靈被深深地傷害，意識到拯救國人心靈的重要性。學醫只能從肉體上去解救人們，而當時的國人卻十分麻木，麻木到觀看外敵屠戮同胞也木無表情，魯迅的心靈深受觸動，最終決定棄醫從文。這是坊間一向的看法，因為講法出自魯迅的《吶喊》自序。其實魯迅棄醫從文的理由極可能是說謊，我記得讀魯迅時看過他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留學的成績單，物理、化學僅僅60分合格，解剖學不及格只有59.3分，最高分是倫理學83分，如果魯迅當時不棄醫，醫學院會不會棄他呢？所以看這些自圓其說的講法，我都十分sceptical。正如包致金在自傳Recollections裹面講不獲延任為終院常設法官，是因為在剛果案持反對人大釋法立場的後果，也在自圓其說，我不相信。

我寫評論時盡量從不同角度去看一件事，當社會上有一股甚囂塵上熱烘烘的看法時，我就往相反處看，不是為了打倒，而是要看有沒有眾人皆醉自己獨醒之處。如果因為「大佬」的看法一定正確，我們可以只留下嘴巴，把腦袋捐出去。連耳朶也可以不要，「大佬」未開口都知他一定對，還有聽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