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新聞採自明報今天的報導，大學明顯地加強學生的語文能力，以應付學術發展及工作的需要。秉承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傳统，抑或順應時代的訴求，加強英語授課，是見仁見智的論争。我在2010年7日28日寫了《中大的教學語言司法覆核案》一文，交代過這教學語文的訴訟(張貼在下面)，上訴庭的判決表面上是大學勝了一仗，加強英語作為授課語言的做法並不違法。訴訟其實並未劃上休止符。在2010年12月13日，敗訴的一方(李耀基同學是申請人)向上訴庭申請許可，以案件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為理由，上訴至終審法院。與訟另一方中文大學並不反對申請，現在排期聆訊，終審法院作出判決時，我再為大家報導。
我覺得大學對整件事的處理方法有失策的地方，訴訟衝着香港法例第1109章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的弁言(preamble)而來，最簡單的做法是向立法會提出修訂議案，改寫弁言的用字，便可免卻這場官司。萬一終審法院判決現行教學語言政策與弁言相悖，大學也不會放棄現行政策，而改用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若果真的發展成這樣，大學也要靠修訂弁言來解決，既然如此，為何不先發制人，以免後患。
中大的教學語言司法覆核案
這兩年小弟突然寫興甚濃，一下子寫了十多篇不倫不類的文章，算起來超過三數萬字，希望能夠點綴一下校友會的網頁，在互通訊息之餘，增添一些趣味小品，可惜自己學識淺陋，力不從心，那些涉及法律評論的，尤其不濟。只要大家不把我胡謅之事認真看待，大概也無傷大雅。今次有機會寫有關母校所涉及的案件，總算對校友會成立其中一個目的－－保持與母校之間的緊密連繫，有點交代。
Li Yiu Kee v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ACV93/2009
香港法例第1109章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的弁言(preamble 引言) 是這樣寫的
(e) 現宣布香港中文大學(其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須繼續─
(e) it is declared th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in which the principal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shall be Chinese, shall continue to-
就是這句說話引發了這件司法覆核案。司法覆核的申請人李耀基是中大政治及行政系學生，我相信因為他尚在求學的身份，反對兩文三語政策關注組才選用他作為申請人，但他的論據並不涉及因大學使用兩文三語教學而妨礙他學習，這件案是法律釋義的爭論，法庭的著眼點是授課語言為(shall be)中文的「為」字，究竟在香港中文大學條例中屬於強制性(mandatory)，抑或是指導性(directory)的作用，法庭不會理會時代改變及英語教學的重要性，法庭只看法理依據，而非實際效用。2009年第一審的時候，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張舉能判李耀基敗訴，李不服判決提出上訴，上訴庭再判李敗訴，2010年7月26日 頒佈判辭。以司法覆核的理據來看，我相信這件案沒有機會再上訴至終審法院。
有些校友像我一樣，對於中大成立的歴史背景，已忘得一乾二淨，閱讀這上訴案可幫助大家重温中大的成立經過，創校理念及發展方向。判辭共57頁，有餘閒可以看頭10頁有關中大成立前的社會背景、(主要引用Professor Alice Lun Ng “The Quest for Excellence,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rom 1963 to 1993” ,)1963年富爾敦(Fulton)報告、1963年成立中大的相關法例、首任校長李卓敏有關中大成立首6年的報告及1976年另一份把中大三院的聯邦制改為中央集權制的富爾敦報告。上訴庭認為授課語言為中文只在弁言中出現，在該法例的其他章節完全沒有再就教學語言作闡釋，若果法例含糊(ambiguous)，法庭釋義的步驟是要整體考慮立法的歴史背景、立法程序中所涉及的討論及整章法例而非單一條文，以判斷立法原意。弁言在法律中的地位較主要條文低，弁言只可以視為說明有關法例訂立的目的及範疇而已。上訴庭認為弁言中講的授課語言，只是因應當時社會需要的一種意願(talked of the desira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hich the principal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would be Chinese. It spoke to a need of that time.)(para 113 p.51)。主判辭由副庭長司徒敬(Frank Stock) 撰寫，由於中英文版的「為」與shall be在法律上含義不同，所以另一位上訴庭法官關淑馨在這方面附加解釋，關法官認為如果法例的中文版用「須為」而並非「為」，申請人的強制性授課語言為中文的講法就會較有說服力。
If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relevant part of the preamble had read “須為” instead of “為”, this may be prima facie indicative of a mandatory provision. On the present wording, I do not think the conclusion of the learned judge that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relevant part of the preamble is ambiguous could be faulted. (para125, p.56)
法律援助署委派張健利資深大律師代表李耀基提出司法覆核，李耀基很明顯通過資產審查(個人總資產不超過155,800元)才出戰，但這件訴訟本身是否有充分理據(merit)，絕對值得商榷。我想不能因為對劉遵義施行的政策及個人政治取向，而罔顧時代的改變，對兩文三語授課的要求，作出不理智的抗拒。熟悉香港政府行政模式的人一定比我更清楚，由初期只有香港大學一所專上學府，發展到成立另一所大學，不是三言兩語，上街喊口號便一蹴即就，成功的關鍵在策畧的運用。當時所講授課語言為中文其實只是策畧的一部份，以別於以英文授課的港大，否則何需成立另一所大學，用中文授課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定律。李卓敏在中大成立首6年的報告也顯露了端倪，他這樣講：The nam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in Chinese, may mean the use of Chinese as the principal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t may also mean a university with a firm background in Chinese culture. 有些人會緬懷戀棧過去一些美麗的回憶，而忘卻時代巨輪的運轉。香港由一間大學發展成八間，每一間的成功之處已經不用傳统的標準來衡量，而是以學術成就及國際排名來作指標，還可以拘泥於教學語言的論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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