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殺貪官說起

湖南永州法院三名法官被殺是一則頗為轟動的新聞，我即時的反應是以為又是一宗精神失常引起的血案，從跟進的新聞報導才知道那可能涉及司法不公，貪墨成風引致百姓無處宣洩，選擇了這條同歸於盡的絕路。大陸官場狀況有多糟糕，我不太了解，故此不能置喙，不如讓我講一下香港的情況。

如果像永州法院那樣要殺法官，在香港也是容易不過，法庭根本沒有足夠的保安能力可抵禦槍械那類武器的攻擊。在裁判法院，警察負責維持秩序和保安的工作，但一般來講那一定不是精銳部隊，要搏殺升級的警察都不會要求在法庭駐守，那是不會建功立業的崗位。在法庭裏紀律部隊不能携帶槍械或其他武器，萬一遇到攻擊，只有徒手抵抗。若果有人要槍擊法官，法官就必死無疑。審裁處及家事法庭連這些基本警力都沒有，如果與訟人要打你兩拳，唯有靠自己自衛。三年前有位女法官在家事法庭處理一宗離婚案(律政司司長 訴 邱志華 HCMP1907/2006)，男方不斷對她講粗言穢語，又拒絕離開，當時女法官也拿他沒辦法，只好事後交給警察處理。區域法院或以上級別的法庭保安的工作則由懲教署負責，法官的個人安全也不見得有甚麽保障，真的要殺死法官，一點困難都沒有。當然遇上葉繼歡之類的重犯，押解時有警車開路，法庭裏有重案組的探員，法庭外滿佈荷槍實彈的藍帽子。但不要搞錯，那些警察不是保護法官的，他們是防止劫犯或者同黨殺人滅口。那麽法官很不安全嗎？其實安全與否要視乎實際的風險來衡量。記憶所及，香港近幾十年沒有法官受過嚴重襲擊，不論是動刀動槍，抑或舞拳弄棒，都沒有發生過。偶然會發生的是擲鞋，大概一年都不會發生一次，那都是發生在被告被判刑之後，對刑罰不滿的宣洩。當然如果庭警的警覺性高，在被告彎身拾鞋時及時阻止，先發制人，就不會發生。除了擲鞋及罵幾句粗話外，最近的潑尿是以前沒有發生過的。總的來說，法官是相當安全的。擲鞋罵粗的被告，法官一般會以藐視法庭判罰或者置之不理。曾經有位洋法官(Gerard Muttrie)給被告辱罵母親，有一次他淡然回答: ‘The same to you defendant’。另一次他說: ‘My mother is 80. Go ahead.’至於主控官、辦案的警察及證人的人身安全都甚少發生問題。去年在區域法院發生一宗外聘大律師(counsel on fiat) 葉祖耀(Neil Mitchell)作為主控官受襲的事件，則屬於相當罕見的事，這主控被潑液傷及眼睛，究竟是私人恩怨抑或因經接辦該案而引致，就不得而知。因訴訟被尋仇最有機會成為目標的是案中的證人，而機會最小的是法官。在正常的情況下，進入法庭時沒有金屬探測，也沒有檢查個人物品。香港基本上是很安全的地方，法官不會生活於驚恐之中。就算是以前的港督，現在的特首，在一般的情况下也只有一名高級督察做保鏢，那是風險低的緣故。

像永州法院那種司法不公引起的憤懣，在香港出現的可能性很低。香港有透明度高的司法制度，也有清晰書面裁決和上訴的機制。會有人覺得誰是「釘官」，誰是「放官」，從來沒有聽過誰是貪官的講法。況且香港開埠以來從沒有法官被檢控過貪污，在圈內也沒有相關的傳聞。當然沒有證據不等如沒有發生，但胡亂猜測也沒有意義。如果一定要我講一兩件最能引起遐想的，我覺得是佳寧案，法官在聽完控方證供後引導陪審團作無需答辯(no case to answer)的裁决，在案情事實及法理依據來看，都是講不通的做法。至於貪污以外，法官涉及違法的事，記憶所及在任時被拘捕的法官只有劉榮光(Alexander Lau)，那是1980年之前的事，事因身為高級裁判司(以前的叫法)的他私下篡改法庭紀綠，被控妨礙司法公正。最後只是罷官而去，成為執業大律師。另一個裁判司McInnes，只涉及欠銀行信用咭數，回英國度假後乾脆不回來，銀行入稟追討欠款30多萬，事件才曝光。他還涉及打老婆，但沒有遭檢控，那是20多年前的事。近幾年涉及法官的案件只有前高院法官李栢儉(Miles Jackson-Lipkin)的騙取綜援案，他是異數，是無恥的騙徒，如果可以貪汚，他大概不會放過機會。至於幾個月前被控盜竊的林田鈿，只不過是做過暫委裁判官很短時間的執業大律師，不能視為法官。以上的例子完全與貪污無關，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一個貪污法官例子來。

沒有貪污受賄法官的個案，卻有貪污的主控官，那是1989年的事。相信大部人當時還沒有移民，還在為六四哀傷，未必會特別留意這件轟動法律界的大事。主角胡禮達(Warwick Reid)是律政署(現稱律政司)其中一個副刑事檢控專員(97前另一名稱叫Principal Crown Counsel，屬首長級第三級的高官)，主管商業罪案科，也負責向廉署案件提供法律意見。他是1989年10月被廉署拘捕的，涉及收受大律師Eddie So及律師Alick Au的利益1200萬，對他們承辦的案件撤銷或減輕控罪。胡禮達被拘捕後，保釋期間棄保潛逃。他潛逃的過程，充滿戲劇性，裏面涉及當時在律政署的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艾勤賢(Kevin Egan)( 他是原居昆士蘭的澳洲律師，曾經是巴布亞新畿內亞的刑事檢控專員，1985年轉往香港當檢察官，因胡禮達案與廉署結樑，香港有些報章稱他為廉署剋星，另一個剋星是現在身在獄中的律師林炳昌，但當年林炳昌還未出道，胡禮達案與他毫無關係)。胡禮達、艾勤賢和包括檢察官、前任裁判官、律師一干人等在長洲密謀出走的方法，最終胡禮達乘漁船往澳門，再轉入大陸，之後從白雲機場經香港飛往菲律賓，他所持的假護照用了他的照片，名字卻叫張永健。到達菲律賓後由持機槍保鏢保護，逍遙過活。1990年三月與香港政府協議後被菲律賓遞解出境返回香港，他承認貪污1200萬的控罪，以換取不再就其他控罪的檢控，同時也作為污點證人指證其他被告。

從永州法院的殺官案及胡禮達案的重温，使我們警惕除了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我們不能單靠個人操守自律，還要有監察的機制。能擇善固執當然好，信念是否牢固是沒有保證的，一百萬圓打動不到的人，一千萬可能打動不到，但一億又如何！熟悉法律為法治把關的人，一念之差可以變成不斷犯法斂財的人，結果身陷囹圄，自食其果。我一向認為檢控官不能夠與律師太熟落，法官也不應社交活躍，以免影響了中立的角式。法官之間也不應過於稔熟，否則上級法院聽審上訴可能出現偏私，而失卻公正不阿的角式。法官豈不是很孤獨？那是確保公正的條件之一，不能承受孤獨的人，就不應做法官。像香港司法界現在那種逢迎氣氛，已經敲響了警鐘，再這樣下去，法官的質素不單只下降，公信力也會降低。法官雖然不至於會被殺，尊崇地位可能不保，這是值得反思的時候。

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