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惜珍下集之後的續集

湯家驊質疑是否「放水」

學者：不應為公眾檢控

【明報專訊】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對律政司向馬惜珍不提證供起訴的決定感到奇怪，質疑是否有「放水」之嫌，認為律政司應捍衛法治，並向公眾解釋清楚背後原因。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指出，若控方沒有證據就不能起訴，但是否需要如此高調不提證供起訴則「見仁見智」，未知控辯雙方事先有否作認罪協議。有法律學者指出，單純為滿足公眾的渴求而提出檢控，將構成濫用司法程序。

江樂士：做法沒不妥

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認為，檢控只能在有足夠證據下進行。他認為律政司長袁國強按足程序辦事，亦取得獨立法律意見，做法沒有不妥。他又稱，此案和近來一些案件均顯示，回歸17年來香港和內地、澳門及台灣均沒有引渡協議，削弱了法治和執法效率。

湯家驊指出，當事人擬就案件提出上訴，外界不宜過分評論，但律政司解釋案件不構成藐視法庭，因此應向公眾解釋清楚。「我覺得律政司應捍衛法治精神，如果有人潛逃，不應在過了某段時間而變成無事，若是如此，任何人也可潛逃。」他又指出，自己很少聽到檢控官在案件未審理前，向法庭承認自己無足夠證據提出檢控。「我未聽過，可能我無做刑事（案），比較孤陋寡聞。」他不敢推測律政司的決定背後是否有政治考慮，「但如果市民有這樣的猜疑，也不是沒理由」。

楊艾文：控方獨立決定應受尊重

曾在加拿大任檢控官的港大法律學院教授楊艾文認為，控方不提證供起訴以往亦有發生，如有關案件證據已不存在，單純為滿足公眾的渴求而提出檢控，將構成濫用司法程序。他指世事並無完美，一件案無法繼續進行，背後必定有其原因。控方所作出的獨立決定應受尊重，法庭事後亦不應批評。

本身為律師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涂謹申認為，控方因沒有證據而不提證供起訴，反映司法系統有限制。他指全世界不論實行普通法或大陸法的國家，公平審訊均講求證據，若控方無證據，根本無法向當事人提出檢控。

（15.4.2014）

看到這則報導，標少這二打六又要開筆了。

讀法律講法治的人，尤其是公眾人物，評論法律事務，徧離法治情操，只講煽情話，妄顧事實，我對這種人心存鄙視。如果明報的報導引用的説話沒有錯誤，在以上眾人之中，我第一個鄙視湯家驊。不要以為他講的話以退為進，他徹徹底底不懂刑事法，不是他孤陋寡聞，妄自菲薄，而是對刑事法無知。以前看過他不少胡謅的説話，他一講刑事案，不知所謂的時候居多。不懂就閉嘴，開口就露餡，還誤導不知就裏的人。

有讀者留言，對於棄保潛逃的人最終可以逍遙法外，心裏難受，覺得公義受到踐踏，使人憤慨。這種情緒是具正義感的人普遍具備的，不接受也得接受。激動之餘，唾罵之後，心情平伏了，就要看處理這件事是否公正，審視過程，而不是給不接受結果的情緒冲昏了理智。

馬惜珍被控串謀販運毒品罪，我不知有甚麽證據，估計大概有三方面。第一，監視他舉動（surveilance），第二，警察向他錄取警誡文(cautioned statement)他招認了，所以屬自行入罪的警誡文(inculpatory statement)，第三，同黨指證。律政司的聲明指控方認為沒充份證據，原因包括證人去世，不願意合作，或年老記不起事實。先撇開棄保潛逃的因素，單考慮手頭證據，如果是證據不足，不能把違法的人繩之於法，是無奈但要接受的事。就等於有人犯法，某人嫌疑最大，苦無證據，同樣是檢控不到，這就是我們這套法律的運作方法。如果遠在2005年已獲私人執業的資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認為沒有足夠證據檢控馬惜珍，試問9年之後又何來「放生」的可能呢？如果重新審視有關證據，再向證人錄取口供，都不能確立足夠提出檢控的證據，就只有撤銷控罪，別無他法。

不少人對馬惜珍棄保潛逃得以脫罪而憤慨，那麽他棄保潛逃這因素在法律上可以怎樣應用呢？譲我們看一下司法機構的陪審團指引(Specimen Directions In Jury Trials)怎様講。該指引第43段這樣講：

43.           被告人（在罪行發生或獲保釋後）逃匿

控方指稱/辯方承認被告人在（罪行發生）（獲得保釋）後蓄意（潛逃）（匿藏）。你們有權考慮上述事件是否支持控方所提出的指控。你們必須考慮以下問題：

（1）被告人是否已被證實是在（犯罪）（獲保釋）後（潛逃）（匿藏）。

如果你們肯定他曾這樣做，便可以繼續考慮、

（2）他為甚麽（潛逃）？被告人曾潛逃一事本身不足以證明他有罪，一個人可能會基於許多與犯罪無關的理由潛逃【如情況適合，可提供例子】（被告人已解釋他……的理由是……）

如果你們認為他的解釋是真實的或可能是真實的，便不應理會他曾（潛逃）一事。只有在你們能肯定他並非因“與犯罪無關的”理由而（潛逃）時，他的（潛逃）行動才可以被視為支持控方的指控的證據。

就算確定馬惜珍畏罪潛逃，潛逃這因素只屬支持性的證據，沒有基本證據而只有支持性的證據，對檢控毫無幫助。除非有證據顯示律政司徇私，刻意隱藏證據，否則不能胡亂指責，煽惑市民。而且，2005年的決定是當時的律政司梁愛詩及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的決定。梁愛詩完全不懂刑事法，所以只聽江樂士的意見，當時又徵詢過私人執業的獨立法律意見，責任就可以推得一乾二淨了。江樂士現在不應發表意見，因為這件事涉及他個人責任，發表意見也應申明自己是決策者之一。

如果資深大律師覺得棄保潛逃構成藐視法庭，我也希望他能夠舉個案例出來，指出律政司處理不當之處，而不是空口講白話，無的放矢。市民大眾有猜疑是正常事，權威、學者胡亂猜疑卻是荒謬事。後者應該把正確的法律考慮講出來，讓市民用正確的思考態度去判辨是非，而無需講譁眾取寵充滿誤導的說話。

上一篇有讀者問我馬惜珍潛逃得以脫罪一事，怎様去教育下一代。我開玩笑講教子女不要吸毒，無人買毒品就餓死毒販了。這當然是戲言，這件事跟很多社會事件一樣，我們自己要有正確的思考方法，不要胡亂信納那些表面上是權威的講法，應該開闊視野，考慮像標少這二打六的講法，看實質理據，而並非空泛的指責。

控方處理是次申請持中立的立場，既不同意撤銷通緝令，也不反對，對此我大不以為然。正如陳慶偉法官講通緝令和證據應分開來考慮。這是一件極嚴重的案，姑勿論被告沒有潛逃的話會不會被定罪，經過初級偵訊確立了表面證供才轉往高院審，當年並不是弱不禁風的豆腐渣案。被告潛逃而避過了牢獄之災，在情在理也要反對辯方申請，而不應把球踢給法官，置身事外。（雖然辯方講9個被告最終部份定了罪也上訴得直，只有一人被定罪。單憑定罪比例及上訴得直，不能視作證據不足，因為上訴得直涉及其他法律問題及主控結案陳辭犯錯的問題。）

讀者在上一篇最新留言叫我以此題材寫小説，這是好主意，我先要研究一下誹謗的法律，然後要閉關斷絕外界接觸，心靈恬靜，還要請繆思上身，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