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有山

讀者David Fong過去兩天在潘敏琦法官審理的殺鳳姐案 及再談終審法院受騙案 兩篇文一再留言，給我提供我走漏了眼或者即將發生的事情的訊息，在此衷心致謝，再次證明標少寫blog，以淺見換取卓見，拋磚引玉，完全沒有虧本。方君當然未必是真名，字裹行間清楚顯示屬法律界人士。不以真實姓名留言，做法恰當，始終涉及工作，在網上具名討論，總會帶來尷尬。留言的內容及遣辭用字，不難看出誰是律政司的檢控官，誰是律師或者其他行業人士。不論贊成或反對我的看法，評論給我帶來鼓勵，做慣loner的標少，不用每天都荷戟獨傍徨。

方君在再談終審法院受騙案 一文留言，講到「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那是至理名言。如果用來形容標少，飄飄然過後，慚愧得無地自容。打句禪語，初見山是山，但仔細看標少只是花園裏的「假山」。我只是一個厚顏，不善藏拙，認識丁點法律就勇於發表意見的灌園叟。

隔空看香港的狀況，可能像校稿員在校對文章的錯別字，原作者就算是大文豪，也可能給人找到錯處，這就是客觀和保持距離的好處。地位高聳入雲的法官，法律學者，資深大律師也有犯錯的時候。某些看法，如果不注明講者的身分，一聽便覺得是謬論。可是，一看到出自權威之口，廢話便變成聖言的話，那就是邏輯謬誤。有讀者讚我insightful，我又一再飄上雲端，其實我並不想標異立新，更不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之輩。有些觀點未必有對錯，你請我喝幾千元一瓶的 Penfolds Grange，我寧願喝陳年普洱，極品鐵觀音，是品味和喜好的問題。是否insightful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要loss of sight。再次多謝方君的讚賞，我會繼續努力筆耕。

夢熊的幻夢 He dreamed a disillusioned dream

梁被舉報賄選 廉署調查廉署：一視同仁 梁：料按事實秉公辦理

【明報專訊】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早前聲稱梁振英在2011年競選特首期間，承諾委任他做行政會議成員，惹起賄選質疑，社民連及新民主同盟上周六就此到廉政公署舉報，昨日傍晚收到廉署通知，表示將會調查梁振英有否賄選。梁振英昨晚出席活動時表示，未收到通知廉署會調查事件。他說，近月不時有人因不同事去廉署舉報，廉署正常的做法都是會立案的，相信廉署會秉公辦理。

梁：未收廉署調查通知

廉政專員白韞六昨稱，涉及特首貪污的投訴會一視同仁處理，會直接向律政司而非特首報告。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及社民連黃浩銘分別於上周六到廉署舉報梁振英，表示根據劉夢熊接受傳媒訪問時披露，梁振英2011年12月承諾委任劉加入行會，懷疑梁振英有賄選之嫌。

另外，有消息指出，因公司業務受廉署調查的劉夢熊曾致函梁振英，並把信件副本交給廉署。綜合熟悉廉署工作的人士指出，劉夢熊因不同事件，廉署有可能循三方面調查他（見圖）。

廉署傍晚通知 范國威將錄口供

范國威及黃浩銘昨分別收到廉署通知，表示基於他們的投訴，廉署會調查事件。范國威說，他投訴梁振英懷疑在選舉中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11章A，提供利益予另一人，作為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人的誘因。他說，廉署稱稍後會有人員向他錄口供，又他記得檔案編號等。

黃浩銘表示，他要求廉署主動調查現時獲委任公職的31名選委，以了解梁振英有否賄選，廉署則表示因沒證據，不會跟進。

梁振英昨晚表示，有報道指廉署已立案及要求報案人協助調查，他完全不知道，亦無人通知他，「過去幾個月，有不少人因為這件事或是那件事去廉政公署所謂舉報。而廉政公署正常的做法都是會立案的，而我亦相信廉政公署關於所有人向他們的舉報，都會根據事實來秉公辦理的」。

廉政專員白韞六昨在立法會表示，不評論個別個案，但強調廉署調查「一定會不偏不倚、公平公正，會無畏無懼」，又說上任至今近7個月，「從來未感到有任何人向我施壓」。

廉政專員：涉特首案向律政司報告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昨召開會議，工黨何秀蘭要求當局公布至今收到有關特首的投訴有多少宗，結案後會否公布等。白韞六表示不會評論個別個案，數字亦不能公開，但強調廉署會一視同仁處理，又說若投訴涉及特首，他們會向律政司報告，不會向特首報告。

白韞六表示，按一般程序，廉署執行處調查投訴後，會向律政司提交報告，再決定是否提出檢控；若證據不足，便會將個案交到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再決定是否結案。

(29/1/2013 明報節錄)

我對廉政公署會無畏無懼地查梁振英，絕對有信心。就算廉政專員是特首委任的，他的下屬在執行日常調查工作方面，不會受到廉政專員左右，隻手不能遮天，若果梁振英要施壓也不得要領。況且，梁振英也不會愚蠢到這地步。這種蠢事，只有劉夢熊會做，但到了現在，他也開始醒悟，閉起嘴來。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及社民連黃浩銘分別於上周六到廉署舉報梁振英，廉署為他們錄取口供，但他們所知道的事，都是從閱讀報章雜誌而來，毫無證據價值的第三手資料。假設日後真的控告梁振英賄選，范國威及黃浩銘都不會被傳召作證人，他們的價值無異於一般有看過新聞報導的市民，對賄選的指控全無幫助。他們的舉措，只是一場政治秀。因為考慮到梁振英現時的弱勢處境，及避免授人偏坦的口實，廉署才會替他們錄口供，從刑事案的搜證角度來看，這兩人的舉報，完全是浪費時間。

怎樣才能夠檢控梁振英賄選呢？

首先要假設梁振英在選舉前對劉夢熊承諾，以投他一票換取委入行政會議，證供可以來自兩方面：證人和證物。證人可分三類，第一，提出指控的劉夢熊，第二，梁營的核心成員，作出承諾時在場聽到，第三，梁振英本人受調查時在警誡下承認賄選。證物就是書信及談話錄音。我不相信劉夢熊會做證人，他接受雜誌訪問是對梁振英冷待的反擊，存心「爆大鑊」，他指摘梁振英背信棄義，沒有委他入行政會議，他沒有想過這種承諾足以構成賄選。賄選的話，他坐上同一條船，是concerted act的co-defendant。我相信他尋求法律意見之後，律師叫他閉嘴，少講為妙。如果廉署邀請他錄取證人口供，他會三緘其口，他接受雜誌訪問的講法屬self-incriminating。如果他向廉署錄取證人口供重覆同一番話，廉署人員也會警誡他。他願意自我犧牲這樣做嗎？

若果劉夢熊一心要與梁振英同歸於盡，承認賄選，轉為控方證人來指控梁振英，足以把梁振英定罪嗎？劉夢熊是為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政治投機者，他與梁振英沒有十寃九仇，應該不會自我犧牲，做出同歸於盡的事。儘管他以測謊機及跳IFC來挑戰梁振英，作為控方證人，他未必經得起盤問，credibility in doubt就連prima facie case都無。To crack him in the witness box is so easy。

其他梁營的人及梁振英都不會承認賄選，廉署立案調查，恐怕又白費心機。我在去年4月寫Dream Bear Bare Dream夢熊的空夢 一文，指出黑金飯局的發生，已使梁振英放棄劉夢熊。如果梁振英對劉夢熊許過諾而食言，這食言食得明智。劉夢熊這種質素的人，不論他賺到多少錢，堂正的香港人必然唾棄，任何人收納他便掮着計時炸彈。

李娜 v Azarenka

近日有點事忙，加上澳洲網球公開賽戰情激烈，故此疏於寫blog。昨晚女子決賽，一姐Azarenka對第六位的李娜，賽前賠率當然是一姐稍勝，近日狀態大勇的娜姐，可惜不能掌握機會，加上為救球踏錯腳受傷，最終未能奪冠。我沒有資格評論網球，寫這blog是參悟做人的道理。

Azarenka一出場已噓聲震天，她每次失誤，觀眾都迎以掌聲，她贏了冠軍，輸了人心。電視網上調查顯示，83%的人為李娜鼓掌，只有17%的人支持Azarenka。不要以為那是出於鋤強扶弱的心理，兩個女球評員在賽前都對李娜看高一線，認為她會勝出，我也同意這預測，可見李娜具奪魁的實力，並非因鋤強扶弱才給她帶來支持。要知道中國球員在澳洲受到像主場比賽的禮遇，談何容易。

Azarenka教養和修養都不足，除了出場還帶着耳機，對觀眾不太尊重外，又經常罵球證，舉手投足都表現跋扈。反觀李娜，爽朗率直，英文雖然不太流利，卻予人親切純真的感覺，接受訪問時妙語如珠，球迷掌聲雷動。

球迷對這兩個人的反應，正好是教導子女的活材料，切勿一朝得志，便目空一切。用功利角度看，球員沒有觀眾緣，廣告收益也會減少。

衝紅燈上訴之二

朋友看了上一篇文後問我，如果裁判官因為效率低，撰寫上訴長篇累牘，但每日都做到4、5點，又沒有遲到早退，對這種人我可否接受？可能我挑剔，我最怕做事效率低，優柔寡斷的法官。現在不濟的人太多，料子差又懶惰，就算簡單的交通傳票，一天只能審一兩宗，還要押後裁決。拖長審案就少做少錯，再加上多判被告無罪，更加無需面對上訴。押後裁決如非涉及法律觀點，除了能力差，怕上訴，另一個原因可能是請軍師。自己不能決定怎樣判案，找同事、朋友參詳。本來這種collective wisdom的做法，不應受到批評。法官在審案期間，與同袍商討法律觀點或交換看法，最終決定還是他本人，絕無問題。可是，每一件案都需要長時間考慮或參考別人意見，這法官就不能當下去。

具這種能力的人，你叫他洗米煮飯，他逐粒米洗，洗到最後一粒，第一粒已發芽了。叫他做大家樂，他就當自己是米芝蓮3星大廚，食客大排長龍都沒東西吃。可是，論能力，這人連做大家樂也不稱職，遑論Michelin。

我的看法是，做法官要明察秋毫，做醫生要妙手回春，做清道夫要乾淨俐落，做那一份工，都要敬業樂業。可以用10段寫的裁斷陳述書，就不要用63段來寫。如果你覺得女包大人也沒有批評原審女裁判官，標少算老幾，膽敢說三道四。要知道女包大人料子不足，所以判辭總是客客氣氣。就算批准上訴，也從不嚴厲批評裁判官。標少在衙門做過打雜，對古惑方法見識太多，又不怕得罪人，所以大發謬論。而且，謬論有時比正論好看，對嗎？

衝紅燈上訴

星期五上載了女包大人聽審一宗衝紅燈的上訴(HKSAR and Chan Tin Shui John Raymond HCMA814/2012)，是一宗簡單事實裁斷的案件，控方指被告衝紅燈，被告承認只駛過黃燈。本來沒有可資評論之處，可是，只有4段長的上訴判辭，提到原審女裁判官撰寫了長63段的裁斷陳述書(Statement of Findings)，這一點又挑動標少的神經。

63段長的裁斷陳述書，究竟有多少字，無緣拜讀，不得而知。我相信原審裁決官寫得十分仔細，也許勤力，但作為法官的能力，卻極有問題。我怎樣也不能想像寫甚麼內容可以寫63段出來，其實63句也未必有需要。這63段一定包括很多案情的複述，否則，控方證人及被告可信性的分析，只消3幾段就講完，不必要寫的東西也寫，把時間和精神都白費了。

我以前寫過，有些審案能力低的法官，動輒就押後審訊，極度浪費資源。容許這種事情不斷發生，表示司法機構對法官能力考核做得不足。我絕對沒有誇張，從上訴判辭看得到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就算法官只白費下班之後自己的時間去撰寫冗贅的裁斷陳述書，也不能算是她自己的問題。如果用正常審案時間來這樣做，就會造成司法資源浪費。如果我是女包大人，我必定批評不合比例，不切實際裁斷陳述書的長度，這樣做也浪費聽上訴法官閱讀的時間。

上述這件案是具東區法院編號的，這就表示原審女裁判官來自東區或觀塘法院，凑巧上次讀者投訴的案件也來自觀塘法院(我共寫了4篇上庭的代價的文章)，是時候有些人應該受到訓斥，甚或解職了。

再見Tamworth

小女兒提早了10多天完成合約，遷返悉尼工作，昨天開車去替她搬家，今天把所有東西搬回家，總算可以暫別離家400公里的Tamworth。一年前第一次開車去，Country Music Festival正在舉行，昨日剛好又是Country Music Festival開幕。我一向都沒有藝術細胞，對音樂也一竅不通，湊熱鬧到街上走一轉，8點後還是火爐一樣，興致大减。Tamworth昨夜3、4點，仍是34度。小女兒租的房子，睡房在上層，沒有冷氣，下層冷氣壞了，我熱得半睡半醒，像躺在水床上，全身汗水。幸好今天告別，重臨無期。昨日悉尼也有史以來最熱，45.8度。

開車去Tamworth不知多少次了，已經相當厭倦，通常都是途中停麥當奴吃點東西及上洗手間。這一年就吃了10年麥當奴quota。在澳洲住了10，我幾年也不會去麥當奴一次，因為我對美式快餐文化毫無好感。就算女兒小時候也很少帶她們去，估不到過去一年竟然去了廿多次。開車400公里，又要解悶又要提神，我過往都是聽Simon and Karfunkel，Air Supply及Carpenters 等，這次改了聽Les Miserables (10th anniversary production)及Phantom of the Opera。現在才發覺聽Les Miserables開長途車，十分醒神。一面聽一面想像劇中埸景，時而悲壯，時而俏皮，時而激昂，絕無冷埸。聽到Fantine唱出可憐的身世及臨終托孤，不禁使我一眶露滋。

今天之後，再見Tamworth，再見Maccas。

檸檬冬瓜鴨湯

上一篇講苦瓜湯，在香港工作的女兒，竟然留言叫我教她煮冬瓜湯，既然講開吃，我就繼續講下去。檸檬冬瓜鴨湯的用料，就只是這三樣東西。在悉尼買鴨，絕大多數是雪藏的，以號數大小來分體積，煲這湯在香港兩個人吃的話，在雞檔買半邊鴨已足夠。在悉尼我一般都買雪藏的老鴨(boiler)，解凍之後，以滾水燙牠，目的是剝鴨皮會容易一點。鴨皮及脂肪佔了鴨三份一的重量，不剝皮來煲湯，喝之前要隔或撇很多油出來，到時不知怎樣處理這些鴨油。如果用來炒菜，既不健康，也帶點澀味。所以鴨皮一開始就要去掉，近屁股處更加要大刀闊斧切走，否則騷味破壞好湯，白費心機。鴨皮難剝，刀要利，不可操之過急而切傷手指。剝雞皮只要在雞翼位圈一刀，整塊雞皮就可以除掉，剝鴨皮要花多幾倍時間。

剝完鴨便先煲鴨，水不能多，猛火滾起放鴨進去，收慢火煲20分鐘就可放在thermo煲。兩小時後才放冬瓜進去。煲鴨不要用很多水，因為冬瓜水份多，會把湯弄淡。冬瓜用多少是個人口味，半隻鴨可用兩斤冬瓜。而我用十幾號鴨，會用最少兩kg。不要扔掉冬瓜皮，把它放進去一起煲。冬瓜不要切粒，要切成半個雞尾包那樣大。滾起冬瓜後，再放回thermo煲。一小時後，可以放入檸檬。檸檬是鹹檸檬或叫醃檸檬(pickled lemon)，樣子是圓形的，其實是lime，在悉尼的唐人鋪可以買到，泰國入口，兩、三元一瓶有8至10個。如果用半隻鴨來煲湯，可以用兩個，10幾號鴨的話，就用3個。首先一定不可弄破檸檬，放進湯裡也不能把檸檬滾破，破了就使整煲湯苦澀，苦澀味主要來自檸檬核，所以放了檸檬後，湯滾起就放進thermo煲。一小時後就可以調味來喝。

在香港的潮州菜館，吃到很酸的檸檬鴨湯，是因為湯加了醋。我的煮法，湯有輕微的檸檬澀味而沒有醋酸味，鴨的甜味顯著。

苦瓜湯

本星期五焚風再襲悉尼，又再是超過40度的暑熱日子，如果你不想喝冬瓜湯，我介紹一個十分容易做的醒胃湯給你，但先決條件是喜歡吃苦瓜的甘苦味。

材料：

1.苦瓜兩條
2.冬菰10隻
3.腩排一條
4.黃豆一把
5.鹹酸菜兩三片
6.金華火腿一片
7.蒜子兩粒

悉尼朋友要找金華火腿當然困難，可以意大利火腿prosciutto代替，好鹹酸菜同樣難找，甕裝着的並不常見，有的話採用鹹酸菜芯，一般膠袋裝的鹹酸菜防腐劑味太重，不用也罷。少了鹹酸菜，湯只會少了酸味。

黃豆及冬菰都要浸過夜，早上可先煮黃豆和冬菰，稍滾幾滾然後留待晚餐用。腩排切成比排骨點心大一點，苦瓜開邊以匙羹把囊挖去，然後切成約吋半的段，但不要出水，要把苦澀味煮到湯裡。

先再滾煲中黃豆及冬菰，然後把其他材料放進去，慢火煮45分鐘便可，煮好有4碗湯的份量就足夠，所有材料都齊全的話，就不用調味料。

解讀馬道立2013法律年開幕演辭兼答客問

2013年香港法律年昨日開幕，近月法律界爭議事情太多，由包致金不獲延任為終院常設法官，繼而拋出的風暴論，梁愛詩批評法官不諳國情，大陸學者對法官國籍看法，以至律政司司長藉外傭案尋求終院提請人大釋法的舉措，都使大家對馬道立今年法律年開幕演辭份外關注。

昨晚在司法機構網頁找到演辭*，已經是悉尼的午夜，昨天開了400公里車，十分疲累，沒有細嚼演辭內容，遑論動筆評論。1月是澳洲網球賽事頻密的日子，電視日日直播，目不暇給，不宜寫blog。

馬道立的演辭，開宗明義，要回應香港近幾個月熱烘烘的討論。有傳媒把他在演辭中提到《基本法》的次數和李國能的作比較，明報的社論也作出中肯分析，我也不想拾人牙慧，重覆有關《基本法》確保香港司法獨立及法官國籍方面的講法。我覺得馬道立在演辭中也間接回應包致金兩個多月以來的言論。包致金在接受Michael Chugani 訪問時，表示人大並非像英國樞密院，由law lords等法律專家組成，包致金對人大釋法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馬道立在演辭中雖然講「香港法官所致力維護的是法律，法庭所效忠的也是法律。務須達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前題卻講法官就任時的司法誓言。在誓言中，首先講的是擁護《基本法》。**而《基本法》就訂定了人大可以釋法的範疇，故此在有關範疇中釋法，不會損害法治。

馬道立也重申：「我或任何法官都不適宜評論個別案件，尤其是有待法院審理的案件。」言下之意，是否在打包致金的耳光呢？除了包致金，我見不到任何其他法官走出來評論，捲入政治性的論爭。馬道立亦表達「法庭和法官是不會受近日眾多不同意見所左右」的固有原則，這很明顯與包致金呼籲終院同袍「要在暴風雨中站出來」，相信群眾的講法迥異(可參看風暴中站起來：包致金再開金口 一文)。

讀者Justus Wong昨晚在風暴中站起來：包致金再開金口 留言，我在此回應三點。第一，我同意馬道立可以聽審外傭居權案的上訴，他在吳嘉寧案代表控方而敗訴，不一定要為此避席，只要他展示公正立場，判案理據清晰，受先例約束，應該不會受批評。最使我擔心的是，自稱開明的人，把他標籤為保守派，其實開明保守這二分法似乎沒有明確準則，不少人把判政府敗訴的法官視為開明，相反的就是保守。可是，政府並不是董建華、曾蔭權或梁振英等人，政府應該是指代表大眾市民的行政架構，不要輕易對政府敗訴沾沾自喜。第二，我不覺得包致金可以繼續積極聽審任何提出釋法呈請的案件。自從他不獲延任的消息公佈之後，他的言行已不能使人覺得他能夠恪守公正持平的原則，他的言論已變得政治化。第三，不少人把包致金的暴風雨論等同提請人大釋法，我自始至終都不同意這聯想。包致金自己沒有說明他所指的a storm of unprecedented ferocity為何，如果釋法是storm，何以具有unprecedented ferocity？人大在第一次就《基本法》有關居港權的釋法可稱為unprecedented，外傭案又怎算unprecedented 呢？所以我自始至終都認為，他因為不獲延任，自己認為是法律界的重大損失，香港司法獨立少了他這一員就會坍塌，故此拋出意思曖昧的講法，讓人瞎猜，有人把釋法聯想為暴風雨，他不置可否，最後可能把猜想得最有利自己的當作講法的原意。如果覺得我對他存著偏見，那也是事實，但重要的是，我的看法是否有理據。盲從附和，一味膜拜權威，何來獨立思考？司法獨立也需要獨立思考的人來彰顯。如果我看法有誤，希望有高人指正，使我茅塞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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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is issued on behalf of the Judiciary:

The following is the full text of the speech delivered by 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Mr Geoffrey Ma Tao-li, at the Ceremonial Opening of the Legal Year 2013 today (January 14):


Secretary for Justice, Mr Chairman, Mr President,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the Hong Kong Judiciary, I extend a warm welcome to all of you to this year's Opening of the Legal Year. I welcome our overseas guests and in particular Justice Susan Kiefel of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In the past few months, the law and the Judiciary have very much been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by many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is is hardly surprising: even if one does not encounter the courts or judges in the course of one's normal life, the law and the decisions of the courts can actually affect one's life, sometimes in a profound way. Last year, I said how critical it was for the community that the courts should be able effectively to resolve disputes. This year, I begin by reminding everyone of what can conveniently be called the integrity of the law. This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law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is integrity and all its facets are what the community can expect - indeed demand - of its legal system.

The integrity of the law

I begin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role of judges. Article 92 of the Basic Law declares that judges are chosen on the basis of their judicial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Each judge is required under the law to take a judicial oath - all in the same words - that he or she will uphold the Basic Law, serve Hong Ko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safeguard the law without fear of or favour from anyone. It is therefore the law, under which all persons are equal, that is served by Hong Kong's judges and to which the courts owe their loyalty.

The core-activity of the courts is to administer just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I am often asked whether the courts take into account the public interest when deciding cases, particularly those cases which involve public law or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f course they do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cases, the courts will look to what sectors of the public or the majority of the public or even the Government may desire as the outcome in any given case. That is not what is meant by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public interest that is served by the courts is in the adherence to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fairness, dignity and justi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I refer to these fundamental concepts because the courts are mandated to apply not just the content of the law but, sometimes more importantly, its spirit. But it is always the law and its spirit that dominate. No one, no institution is above the law.

It is in the nature of a decision in a court case that someone will win the case and, correspondingly, for there to be a loser or losers. And in the area of public law where there may be matters of the utmost social, political or constitutional sensitivity at stake (for example, in immigration matters),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may be engaged as well. In these areas,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public representing different interests, will each have radically different and diametrically opposed views as to what they regard as the "right result" in a case. In this type of situation, which can certainly pose challenges for the courts, what will guide the courts in making a just and right decision, knowing that whatever the result, substantial sectors of the public may not be satisfied with it?

The answer is ultimately a simple one and one which, I believe, the public expects. As in all cases that come before the courts for determination, the approach is exactly the same: adherence to the law and its spirit. This is what Hong Kong's courts do every day of the week in relation to every case that comes before them, whether the courts are dealing with simple money disputes, petty crimes or cases of the greatest constitutional importance. And no judge approaches the determination of a case with any pre-conceived ideas: a judge will approach a case with an open mind and always apply the law. It is not within a judge's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o do otherwise.

Crucial to what I have just said about the court's approach in the resolution of cases, is that the court's activities are transparent. Transparency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 meaning that it is clear for all to see that the courts and their judges are discharging their constitutional duty of deciding cases according to law without fear or favour - this transparency must exis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tegrity of the law.

The transparency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is demonstrated by two facets. First, save for limited exceptions, all proceedings in court are open to the public. Any member of the public is able to attend each stage of a court hearing: the opening of a case,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counsel's submissions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or, where there is one, of a jury. The only limited exceptions to this are where the content of the court proceedings are so sensitive that it would not b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have an open hearing, such as where the interests of children are involved.

The second facet of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is in the reasoning of the court in arriving at its decision. It is an established feature of Hong Kong's system of law that every decision or judgment of the court will have the reasons for it clearly and explicitly available for all to see. This process of providing reasons serves at least two purposes. First, it enables the immediate parties to the relevant dispute before the court to know the precise grounds for the judgment. This will have particular relevance to the losing party, who would b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appeal the adverse judgment. In Hong Kong, the system of appeals is made effective by the fact that the appellate courts are able to scrutinise closely the reasons for any judgment of the court below. Secondly, from the public's point of view, the court's reasoning in a judgment will enable everyone to see for themselves exactly how the court has applied the law and fulfilled its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his last point is crucial in my view. As I have indicated earlier, particularly in public law and other high profile cases, sections of the public may hold quite radically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s to what should be the result of a case. It is only by looking at a court's reasoning that the respect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law can be maintained: this reasoning makes acceptable to the public what might otherwise be an unpopular result. It is made acceptable precisely because it can be seen that in arriving at a decision, the court has applied and remained faithful to the law.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expects its courts and judges to apply the law fairly and equally rather than to determine cases by vague and arbitrary notions of what may be more popular or more attractive as an outcome. The reasoning of our courts is there for all to see. From the District Court to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the judgments of the courts are readily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on the Judiciary's website without charge.

Of course the feature that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the law i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I am often asked about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and what evidences the existence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in Hong Kong. There is no doubt whatsoever in my mind that Hong Kong has a fearless and independent Judiciary, and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 a concept that is synonymous with Hong Kong's success in many people's minds - very much exists in Hong Kong. I do not, however, expect that everyone should merely take my word for it, even though it comes from the Chief Justice, but to look at two objective facts. The first of these is the content of the Basic Law itself: that Hong Kong should have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as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al model for Hong Kong, is stipulated in no fewer than three Articles of the Basic Law (Articles 2, 19 and 85).

The second objective fact which demonstrates the existence of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is something to which I have already made reference: the reasoning that is contained in the court's judgments. This, perhap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shows exactly how the courts and judges in Hong Kong operate in practice.

I have now discussed at some length the way I view the integrity of the law in Hong Kong. As I remarked earlier, the law has been the focus of much attention recently. It is of course inappropriate for me or indeed any judge to comment on individual cases, particularly those cases yet to be heard by the courts, but it is right to remind everyone of the basic framework and foundation of the law in Hong Kong. I would also like to remind everyone of the fact that although the courts do on occasion have to deal with the legal questions arising out of political matters, the courts and their activities ought not to be politicised. I entirely respect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to exercise their freedom of speech - indeed I think it is healthy in a society for this to happen and it is in any event guaranteed as a fundamental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 but the courts and judges will not be influenced by the very many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o which one is exposed these days. The courts and judges will at all times adhere only to the law and to its spirit - the community expects nothing less from the Judiciary

Hong Kong's judge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requires judges of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standing to serve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 have earlier made reference to Article 92 of the Basic Law which provides that members of the Judiciary shall be chosen on the basis of their judicial an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These stated qualities provide the only criteria for the appointment of judges and it is of course not difficult to see why. Apart from the Chief Justice and the Chief Judge of the High Court, there is no nationality requirement in the Basic Law for any other judge. Quite the contrary, the Basic Law (in the same Article 92) refers to members of the Judiciary being able to be recruited from othe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Consistent with this is Article 94 of the Basic Law which states t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may make provision for lawyers from outside Hong Kong (as well as local lawyers) to work and practis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is after all a common law jurisdiction and recognised worldwide as one. Our courts enjoy an enviable and respected reputation internationally. The Basic Law of course provides that Hong Kong applies the common law. The common law system has served Hong Kong well in the past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in the future. The common law and its operation are ultimately founded on fairness and justice being administer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ommunity and its people.

The power of final adjudication in Hong Kong rests with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the highest court for Hong Kong. Article 82 of the Basic Law specifically provides that the Court may "as required invite judges from othe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to sit" on the Court. Since July 1, 1997,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almost all its full appeals has invited a judge from an overseas common law jurisdiction to sit on the Court. These common law judges, comprising holders and former holders of the very highest judicial offices in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 have been tremendous assets for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nd for Hong Kong. At present, there are 10 judges in the panel of judges from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two former Chief Justices of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a former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New Zealand, three former member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two present member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 immediat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present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 presence of these judges has without doubt added a significant dimension to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nd its work. Many of the leading judgments in the appeals heard b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have been written by the common law non-permanent judges. It is widely recognised by judges,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legal scholars that the "Fifth Judge" (as the common law non-permanent judges have been called) ha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Hong Kong's jurisprudence. They enjoy the confidence of the community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for very many years to come. It is to be remembered that when a common law non-permanent judge is appointed to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that judge takes the same judicial oath as every other judge in Hong Kong and becomes a Hong Kong judge.

The relocation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Finally, I want just to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planned relocation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from its present address at Battery Path to Jackson Road. It is now anticipated that the move will take place in the middle of 2015. This may seem to be a long way off but the project, involving as it does structural tests, careful resto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features of the old building and of course the design of a functional (and larger) chamber for the Court itself, is a large project. I look forward greatly to seeing the building welcome not just the users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but also members of the public. It will provide a constant, imposing and unshakeable reminder of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Conclusion

As we approach the Lunar New Year, having just celebrated Christmas, this is a time to think about one's family. On behalf of all my colleagues, I wish all of you and your families good health and much happiness. Thank you.



　　以下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日（一月十四日）在二○一三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發表的演辭全文（中文譯本）：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我謹代表香港司法機構全體仝人，熱烈歡迎各位蒞臨本年度的法律年度開典禮。藉此機會，讓我向遠道而來的海外貴賓，特別是澳洲高等法院的Susan Kiefel法官表示歡迎。

　　過去數月以來，社會各界人士討論的焦點總離不開法律及司法機構。這實在不足為奇。即使人們在平常生活中與法庭或法官沒有接觸，法律及法庭的判決仍會為他們的生活帶來實際的影響，有時甚至是深遠的影響。去年，我提及法庭能夠有效地解決糾紛，對社會至為重要。今年，讓我跟大家重申一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運作的基礎，就是可稱之為「法律持正的精神」這個議題。法律持正的精神以及它所包含的各個層面，是社會對本港法律體制所抱的期望，更是社會對法律體制的訴求。

法律持正的精神

　　首先，我想從法官的憲制角色開始。《基本法》第九十二條訂明，法官應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法律規定，每名法官就任時必須宣讀一式一樣的司法誓言，宣誓擁護《基本法》，奉公守法，為香港服務，以無懼無偏的精神維護法制。因此，香港法官所致力維護的是法律，法庭所效忠的也是法律。務須達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庭的核心職能是依法秉行公義。我常被問及，在法庭判案時，尤其是當案件涉及公法和憲法原則時，會否考慮公眾利益。法庭當然會考慮公眾利益，但這並不表示法庭在判案時，會受社會某些界別，或大多數人士，甚至政府所樂於得見的判決結果所影響。公眾利益的意思並非如此。法庭致力維護公眾利益，所指的是法庭在執行法律時，必會遵循公平、公義和維護尊嚴的基本理念。我提及這些基本理念，是因為法庭不單必須引用法律條文的內容，有時候更重要的是要體現法律條文的精神。但無論如何，一切均須以法律及其精神為依歸。不論任何人士或任何機構都不可凌駕於法律之上。

　　基於法庭判決的性質，每宗案件必會有一方勝訴，同時亦有一方或多方敗訴。以公法範疇而言，案件可能關乎極為敏感的社會、政治或憲制事宜（例如入境事務），而社會的整體利益亦可能受到影響。在此等範疇內，社會中各個界別人士對案件持有不同的利益，對於何謂案件的「正確判決結果」，亦會各持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見。這類案件定必會為法庭帶來挑戰，因為我們都明白到，無論結果如何，社會上眾多界別的人士仍會對判決感到不滿。在這種情況下，法庭在致力作出公正及正確的判決時，又會以甚麼為依歸？

　　這問題最終只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我相信這答案亦是合乎公眾期望的。法院處理所有訴諸法院的案件的方式都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恪守法律條文，依據法律精神判案。香港法院一日復一日，都是以此方式處理每宗案件，不論是簡單的金錢糾紛、輕微罪行或具重大憲法意義的案件。法官判案時，絕不會抱有既定的看法。法官在處理案件時，必定會保持開明態度，貫徹始終地依據法律判案，絕不偏離憲法所賦予他們的權力範圍以外。

　　剛才所談及法院處理案件的方式，關鍵在於法院工作是高度透明的。高度透明的司法程序，意味着法院及法官在履行憲法職能，無懼無偏依法斷案時，大眾可以有目共睹。法律持正的精神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元素就是司法程序必須有透明度。

　　司法程序的透明度，展現於兩方面。首先，除僅有的例外情況外，所有法院程序都是對公眾人士公開的。任何市民皆可旁聽法院每一階段的聆訊︰開案陳詞、證人證供、大律師陳詞，以至法院或陪審團（如有的話）作出的決定。僅有的例外情況是指當法律程序涉及過於敏感的內容時，例如有關兒童權益的案件，若案件進行公開聆訊，則不符合公眾利益。

　　展現司法程序透明度的第二方面，是法院會為其所達致的決定提出理據。香港法律體制久已確立的特點之一，就是法院會為其所作出的每一決定或判決，提出清楚明確的理據，讓所有人都可以得知。法院提供理據，最起碼可以達到兩個目的。首先，直接參與相關訴訟中的各方，均可得悉法院作出判決的明確理由。這對敗訴的一方尤為重要，以便它有機會就對其不利的判決提出上訴。在香港，上訴制度行之有效，是由於上訴法院可以仔細審核下級法院所作每項判決的理由。第二，從社會大眾的角度來看，任何人皆可從法院判決中的理由，得知法院具體上如何引用法律，如何履行其憲制職能。我認為最後這點正是關鍵所在。正如我剛才提到，就關乎公法的案件和其他備受矚目的案件而言，社會各界人士對於法院應如何判案，或會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唯有提供法院的判決理據以便公眾人士參閱，才可維持他們對法律持正精神的尊重。這些理據使公眾人士接受一些看似不受歡迎的判決結果。案件結果之所以令人接受，正正因為大家得以見到法院在達成判決的過程中，引用法律並一直忠於法律。香港社會期望法院和法官能夠公平、公正地引用法律，而非依據一些含糊、任意的概念來斷案，以圖得出或會較受歡迎或較易接受的裁決。本港法院的判決理據是公開的，讓所有人都可以得知。由區域法院至終審法院，法院的判決書均會上載至司法機構的網站，方便公眾人士免費查閱。

　　誠然，獨立的司法機構是法律持正精神的基礎。我經常被問及有關司法獨立的情況，以及如何證明香港的司法機構是獨立的。毫無疑問，香港的司法機構是無懼和獨立的，這是一個確實存在的概念，一個在許多人心目中等同於香港成功的概念。我並不期望人人只單憑首席法官的話，便欣然接受香港的司法制度是獨立的。反而大家更應考慮兩項客觀的事實。首先是《基本法》本身的內容︰香港應有獨立的司法機構，它是香港憲制體系的一部分。此項規定，至少在三條《基本法》的條文中訂明（第二條、第十九條及第八十五條）。

　　第二項證明司法獨立的客觀事實，可從法庭判決中的理據看到，就是我剛才提及的一點。這也許比任何其他的事情，更能確切地顯示香港的法院和法官實際上如何運作。

　　剛才，我詳細闡述了我對香港法律持正精神的看法。正如我之前所說，法律最近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當然，我或任何法官都不適宜評論個別案件，尤其是有待法院審理的案件。然而，必須提醒各位有關香港法律的基本架構和基礎。我們應當謹記，雖然法庭有時候須要處理由政治事件衍生的法律問題，但是法庭及其工作不應被政治化。我完全尊重個人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事實上，我認為可以自由表達言論的社會是健康的社會，而在香港，言論自由始終是受保障的基本權利之一。不過，法庭和法官是不會受近日眾多不同意見所左右。法庭和法官從不間斷恪守法律及法律的精神。這絕對是社會大眾對司法機構的期望。

香港的法官

　　獨立的司法機構，仗賴才能卓越、地位尊崇的法官來秉持公義。剛才我已提及《基本法》第九十二條，此條文規定司法人員應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這些法律所訂明的才能是委任法官的唯一準則，原因亦當然不難理解。除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外，《基本法》並沒有對其他法官的國籍作出規定。實際上，《基本法》（同樣是第九十二條）訂明司法人員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基本法》第九十四條與此相符，訂明香港政府可作出有關外來的律師（和本地律師）在香港工作和執業的規定。香港畢竟是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並獲世界各地承認為普通法適用地區。我們的法庭在國際社會間享有盛譽，備受推崇。《基本法》清楚訂明普通法在香港適用。普通法制度過往在香港行之有效，將來亦會如此。而普通法及其運作，是以能為社會及市民的利益秉持公正公義作為依歸。

　　終審法院作為香港最高級的法院擁有香港的終審權。《基本法》第八十二條特別規定，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自1997年7月1日起，終審法院在差不多所有的上訴案件中，均邀請一名來自海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這些來自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包括目前及曾經在其本身的司法管轄區擔任最高級別司法職位的人士。他們對於終審法院和香港來說，一直是不可多得的骨幹成員。目前，我們有10名來自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兩名前任澳洲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一名前任新西蘭最高法院法官、三名前任英國最高法院成員、兩名現任英國最高法院成員、前一任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及現任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這些法官無疑為終審法院及其工作開拓了重要的層面。終審法院審理的上訴案件中，不少權威性的判決書是由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撰寫的。法官、法律界及法律學者廣泛認同，終審法院的「第五名法官」（對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一貫的稱謂）對香港的法學發展作出了莫大的貢獻。他們獲得市民的信任，將來也必如是。我們必須謹記，當一名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獲委任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時，他與香港其他法官一樣，必須作出相同的司法誓言，成為香港的法官。

終審法院遷址

　　最後，就終審法院從炮台里現址搬遷至昃臣道的計劃，我想簡述一下最新情況。我們預期，終審法院將於2015年年中遷至新址。乍眼看來，這似是很久以後的事，然而搬遷計劃涉及結構測試，仔細修復這座古老的建築物，使它重現昔日的風貌，當中需要為終審法院設計實用（及更寬敞）的法庭，因此是一項規模龐大的計劃。我熱切期盼大樓日後不僅可供終審法院使用者使用，亦歡迎市民大眾到訪。這座莊嚴的建築物將屹立不倒，時刻標誌香港的法治精神。

結語

　　聖誕節剛剛過去，農曆新年即將來臨。這是我們與家人歡聚慶賀的日子。我謹代表司法機構全體仝人，祝願各位和你們的家人身體健康，生活愉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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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V

THE JUDICIAL OATH

I swear that, in the Office of a Judge/a judicial officer of the Judiciar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will uphold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ar allegiance to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rve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onscientiously, dutifully, in full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honestly and with integrity, safeguard the law and administer justice without fear or favour, self-interest or deceit.

(name of person making the oath)

Oaths and Declarations Ordinance Cap 11, Laws of Hong Kong

統計員造假：姑息養奸的公務員文化

前統計員爆料：舉報造假 上司不理

【明報專訊】有自稱前任合約統計員的報料者昨日向電台舉報稱，過去負責「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時，發現受訪者的答案與上手同事填寫的不符，「明明受訪者（失業者）不是答家庭主婦，為何上一手同事硬要說她是家庭主婦，不願找工作？」結果大批失業人士就此「隱形」，令香港失業率人為地被低估。他聲言曾向上司反映，卻不獲受理。他不諱言造假已是統計員之間的公開秘密。

稱曾揭同事虛報失業者是主婦

除了向本報揭發統計處造假的3名前線統計員，連日來陸續有退休和離任合約統計員挺身而出，向不同電子傳媒報料，指摘處方的工作記錄表制度（time-log sheet），規限僵化，終迫使統計員造假。自稱合約統計員的陳先生昨致電港台《千禧年代》節目，指自己在2010年至2011年任職期間，亦曾發現造假。

根據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準則，系統會抽選部分3個月前的完成個案，交由另一批統計員作電話跟進訪問。陳先生說，做這類訪問期間，曾發現前線同事虛報失業者為家庭主婦或不願找工作，但上司得悉後，僅敷衍稱「這些不可投訴或反映 」，未有跟進。

「成功率不可能每月都九成」

陳先生稱，處方相當重視訪問成功率，令同事為了者升職而「造數」，「我們做電話訪問已較簡單，也不可能每個月都有九成多成功率，試問外勤的同事長期做到（九成的成功率），你（處方）也不懷疑！」並任由這批人升職。

(明報 2013年1月9日)

看到近日揭發統計署造假的新聞，可能有人還半信半疑，既然員工向上司反映，上司為何置若罔聞，肆意縱容下屬這樣做呢？有的人會懷疑，可能是舉報者基於私怨，或升不到職，而惡意誣捏。我們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我們也不能因為可能性多而不敢下結論。要解釋舉報者的上司為何對投訴置之不理，理由有一籮筐。讓我打個比喻，在你屋前有個蜂巢，你不敢搗了它，因為可能給螫死，與它共存有機會吃點蜜糖。試想下存在已久的問題給捅了出來，上司也犯了管理失職之責，干脆視若無睹，大家都好。下屬稱職，上司升職，下瞞上騙，職場常見，上司怎會自找麻煩，處理投訴呢？這種公務員處事文化，並非一時三刻形成的，要扭轉談何容易。

標少以前也有類似經歷。標少當年在律政署做小嘍囉，頂頭有個顢頇無能的上司ST君。此君擅長作大造假，毫無愧色。標少對他常顯露鄙夷之色，也叫他不用巡視我的地盤。這樣做當然犯了職場大忌，做最不應該做的事：得罪上司。後果當然自負，appraisal一向都上等的變成satisfactory。言歸正傳，之後我上大本營替假，有機會翻閱所有巡查報告，看見ST君造假的罪證，因為虛假之事正涉及我這小嘍囉的工作範疇，ST捏造與環頭警區交涉的一些事情，可是連警區裡甚麼人管甚麼事都弄錯。我把報告拿給老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看，他竟然對我講：ST這人就是這樣，我知啦。標少為之氣結。一個掌法律的部門，首長級官員尚且如此，法律意識低的政府部門，員工上下一心造假，何足為奇？講到底是姑息養奸滋生出來的問題。在我手下的兵卒，休想弄虛作假。所有進出檢控檔案，我都過目，準備不足，分分鐘給我問到口啞，打風黑雨我都上班，想弄虛作假的人也不能得逞。

標少會躲懶嗎？當然會。一切工作做完，書也問完，就和夥計一起躲懶。

45度C：焚風襲悉尼

NSW awakes to sweltering temperatures

Residents in NSW areas with a "catastrophic" fire danger have woken up to sweltering temperatures, as the Rural Fire Service urges people to leave early.

The Southern Ranges and Illawarra/Shoalhaven areas have been given the highest possible fire danger rating on Tuesday, and the RFS reached 1 million phones in the area on Monday night to issue safety advice.

At Albion Park it was 30.8 degrees at 6.30am and 30.9 at Nowra, while other towns in the area were all in the mid 20s.

"In the catastrophic areas, leaving early is your safest option. It's not about people leaving the big regional centres – we're talking about those that are in bushfire-prone areas.

"Even homes that are well-prepared and well-designed are not designed and expected to withstand the potential fire behaviour and conditions under the forecast.

"It is about making sure at-risk residents leave the area early so they're not where the fire impact is likely to be."


A helicopter dumps water to protect farm buildings at Oura, near Wagga Wagga. Photo: Les Smith

Surrounding areas, including Sydney, the Central Ranges and further west, have been declared "extreme".

In Sydney, where it is expected to reach 43, Terrey Hills residents woke to a temperature of 24, while it was 22 at Sydney Airport and 21 in the city.

Mr Fitzsimmons said there were reports that many people were leaving the "catastrophic" areas, camping grounds had been closed down and tourists had decided to pack up early and leave.

Many residents had decided to visit family away from the problem areas, he said.

A total fire ban has been declared statewide, and all national parks, state forests and reserves have been closed to the public.

Overnight, firefighters battled two major bushfires in Wagga Wagga and the Shoalhaven.

A grass fire at Oura, 14 kilometres east of Wagga Wagga, was controlled by more than 100 volunteers after it burnt out 870 hectares.

In the Deans Gap area, about 40 kilometres west of Jervis Bay, a fire had burnt out six hectares and crews worked through the night to contain it ahead of the worsening fire conditions.

Mr Fitzsimmons said there were about 100 fires burning in NSW and 20 remained uncontained on Tuesday morning.

"[The uncontained fires] could be influenced by the adverse weather and take a run and obviously that's what the firefighters have been working on.

"We don't have any fires causing immediate threat at the moment. A lot of them are in very difficult to access terrain and that always presents problems.

"At this stage we've not got anything immediately threatening properties, but clearly as the weather conditions develop today we're going to have to monitor that closely."
(Sydney Morning Herald 8.1.2013)

今天悉尼大部分地方氣温超過40度，入夏以來最炎熱的一天，有些地區被形容為具災難性的火警危險，政府呼籲居民離開，真的燒起上來，休想救火，最近Tasmania的Dunalley山火，就燒毀了過百間房屋。高温加上強風，燒起來一發不可收拾。

我住的地方預測45度，人都會溶掉，房子和車都一起溶掉。45度的一天怎樣過呢？別以為打開門窗讓空氣流通可以消除暑氣，涼快一點。遇上這種天氣，門窗一定要關上，否則讓焚風吹進屋，就變成熔爐(furnace)，未入地獄，先入煉獄(purgatory)，淨化心靈。

開冷氣躲在家並非良策，也不是單純省電費的考慮。安放在屋外那座4、5呎高的冷氣機，我也不知香港叫多少匹，在這種氣温下，開了一小時，樓上的睡房也不覺涼快。還是躲進圖書館，涼免費的冷氣好了。5點半離開圖書館，走到街上，迎着像風筒吹出來的熱風。上車把冷氣開到最大，標板顯示車外41度。

這種有米懶煮的日子，午飯在外面吃，順便買片冬瓜，晚上煮冬瓜粒牛肝菌(porcini)瑶柱湯飯。買了一片冬瓜，約兩斤重，盛惠港幣50元。口渴的時候，泡幾壺秋茶王鐵觀音，生津回甘的感覺，汽水啤酒又怎能相比？

風暴中站起來：包致金再開金口

包致金籲法官 風暴中站起來

【明報專訊】對於律政司建議終院尋求人大釋法，解決外傭居權及雙非嬰兒問題， 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昨日再間接回應，呼籲法官要在暴風雨中站起來，又指若有人要推翻法院決定，必須公開進行，否則香港法治必死。律政司長袁國強回應，建議終院提請釋法並非推卸責任，又否認是不尊重或破壞法治。

曾表示香港法治出現烏雲的包致金，卸任終院常任法官後頻頻公開發言，昨再應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發表演說。被問及如何看待律政司建議終院就外傭案尋求人大釋法，他坦言不便評論，但呼籲終院同袍「要在暴風雨中站出來」（to stand up in that storm），時刻謹守法律原則、司法獨立及公開的法律程序，又認為若他們相信群眾，自會得到港人、學府、司法界及傳媒支持。

「倘推翻判決須公開 否則法治將死」

至於律政司長袁國強此舉可有問題，包致金則稱，袁是透過法律程序提出要求，任何人對此有異議，亦可訴諸法律，「沒有人能致電法官叫他如何做，若要推翻法庭的判決，就必須公開進行。這是以往及現在的做法，相信亦會延續下去，否則法治將會死亡」。

對於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早前批評法官，包致金說，梁在內地具影響力，若她是在暗地裏說，在無人能夠回應及評論下，必會對法治造成更大傷害，「所以她肯公開說，應該受到讚揚」。

郭榮鏗周三動議捍衛法治

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周三將在立法會提出「捍衛法治和司法獨立」動議，促請政府維護一國兩制。他稱自去年9月起，先後有人發表衝擊法治的言論，加上律政司又重提釋法，認為現在提出此動議是合適時機，屆時他亦會要求袁國強明確交代今次釋法，將影響多少目前擁有居港權的雙非兒童。

(明報 2013年1月8日)

不知是報導的準確性出問題，抑或是一貫思考縝密的包大人，一時想歪了，講了欠缺邏輯性的話。第一，他認為若他們(終院同袍)相信群眾，自會得到港人、學府、司法界及傳媒支持。終院判案，有那一宗考慮和「相信群眾」的看法而來？恐怕標少孤陋寡聞，想不起例子出來。終院判案，主要從法理依據作判決，無需民調，也超凡脫俗，群眾看法毫無地位，也不應考慮。若然包大人講法屬實，王德輝的遺產就不應判給龔如心，雙非嬰就沒居港權。在我印象中，包大人所頒布的判辭，只有考慮市民的權利，而沒有考慮群眾及傳媒的看法。

第二，他認為袁國強有權透過法律程序向終院要求提請人大釋法，現在的問題是，袁司長試圖利用外傭居權案，向終院提請人大釋法，此舉缺乏法理依據，就算有足夠依據也未必應該提出。政府和市民有相同權利，但實際上政府在行使權利時，不應和市民等量齊觀，給人以大欺少的感覺。政府在行使富爭議性的權利時，必須特別審慎。

第三，包大人讚揚梁愛詩肯公開批評法官，這看法真的不明所以。我以前講過，梁愛詩及包致金都不應該行使一般市民的言論自由，因為以他的地位，講出來的說話，很容易做成影響深遠的後果。這種公開的批評和反駁，給人一種人大和香港司法界，在政治叫陣的感覺。與學者的法律討論或政黨在政治論壇的表述，絕不相同。如果梁愛詩暗地裹跟人講自己的看法，反而沒有不妥當的地方。正如法官也可以私下表達政治的看法，只要不給人偏私及不公正的印象便可。包大人講純法律時，也許無懈可擊，講平常道理，就不見得睿智過人。

靚就是本錢

Good looks bring a handsome return - $32,000 a year

DateJanuary 7, 2013



''People say I'm lucky to be tall'' ... Stephen Zamykal who played AFL and is now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at his Kensington home on Sunday. Photo: Angela Wylie

GOOD looks matter for men - far more than previously believed.

The first Australian study of the financial return for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finds it is worth an astounding $32,150 in annual salary, with men of above-average looks typically commanding $81,750 compared with $49,600 for men with below-average looks.

The authors, Melbourne University economist Jeff Borland and a form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conomist, Andrew Leigh, find the "plainness penalty"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beauty premium". Men whose looks are rated as below average by door-to-door interviewers typically earn 26 per cent less than average. Men whose looks are rated as above average earn 22 per cent more. For women the effect is smaller and harder to measure.

"I found something similar when I looked at the effect of politicians' appearance on their electability," said Dr Leigh, who is now a Labor MP. "Good looks helped male candidates more than they helped women. It could be that attractive women come up against the stereotype that they can't be both attractive and intelligen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the dumb-blond syndrome for men."

Property and mortgage expert Stephen Zamykal agrees.

A partner in five successful businesses, including National Property Buyers and a Mortgage Choice franchise, Mr Zamykal said he had never felt discriminated against because of his looks and it was possible they had helped.

''It's hard to know,'' said the 1.93 metre former AFL footballer who played for Essendon and North Melbourne in the 1990s. ''I don't know if I am even good looking … I know some people say I'm lucky to be tall, as height gives you presence.''

The researchers were asked to rate the appearance of interviewees on a six-point scale from "very much more attractive than average" to "well below average". Dr Leigh separately asked the interviewers to rate photos and found widespread agreement.

"It turns out beauty isn't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he said. "There is a strong literature showing views about beauty are shared.''

Men with below-average looks were 15 per cent less likely than normal to be employed and were typically employed for a 9 per cent lower wage. They were also less likely to be married and less likely to be married to a woman of high income.

The findings about men remained constant in two surveys of 2000 individuals - an ANU survey in 1984 and one constructed by Dr Leigh and Professor Borland to replicate the ANU survey in 2009.

But the findings for women changed, with looks now more important than in the past when it came to securing a job and getting married.

"It's probably that the labour market for women is a whole lot different than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go," said Dr Leigh. "Nothing much has changed for men but with many more women being employed there's more opportunity for 'lookism' to matter. I am not confident enough to speak about why looks are mattering more for women in the marriage market."

A University of Texas economist, Daniel Hamermesh, has raised the possibility of subjecting poor looks to anti-discrimination legislation, in the same way as is done for race.

But Dr Leigh said: ''You would run into all sorts of definitional problems and it would water down the importance of existing categories of discrimination. Not every piece of research needs to have policy implications.''
(Sydney Morning Herald 7.1.2013)

高大威猛又靚仔，唔使講都殺食。研究更加顯示這種優勢有價，收入可以多3萬2澳幣一年，即26萬港幣，所指的只是interviewer的工種。事實上這也是人之常情，你會親近身材高佻樣貌標緻的女士，多過五短身材滿身贅肉的人。男性也一樣，蛇頭鼠眼，相貌猥瑣，你也敬而遠之。當然，樣貌平凡也無需氣餒，一眨眼的印象始終拼不過實際能力。又高大威猛又有真材實學始終都是少數，命中注定，羨慕不來。幸好也不是每一份工都以貌取人，對過份漂亮的人，你可能沒有信心。而且，研究的結論只是講一般情況，例外的例子也多不勝數。陳振聰不令人刮目相看嗎？以他那副尊容，誰想得到一千億也幾乎入袋。所以，只要有信心，不畏縮，厚面皮，再以天圖佈局，就可富甲一方，袋袋平安，他之後的下場卻與樣貌無關。看另一個例子，先前在區域法院不是審了一宗男模為冨太包養，用她的信用卡「碌」幾十個ipad換錢，為此而坐幾年監。由此可見，高大威猛又靚仔也未必殺食。

話說回頭，舉陳振聰為例作反證，難以服人。連標少自己以前都講過，任憑陳振聰有甚麼魅力，都不值27億，箇中微妙之處，法官也搞不清，真相恐怕會長埋地下。標少不能再胡說八道，再講就變誹謗，還是閉嘴好了。

愈窮愈多病,愈富愈健康

研究﹕愈窮愈多病 收入低求診愈少

【明報專訊】港大一項研究顯示，家庭收入愈低者，出現慢性疾病的問題愈多，亦更不快樂；研究同時顯示，愈窮、存在健康問題最多的基層人士，享有的醫療服務反而最少。學者建議政府做好基層醫療系統，令基層獲得足夠醫療保障。

窮人血壓較高

港大公共衛生學院於2009年開展為期5年的「愛+人」全港住戶研究，是次研究抽樣調查了8355戶。研究顯示，每月家庭收入每增加1萬元，受訪者平均收縮壓（上壓）及舒張壓（下壓）分別下降1.3及0.18毫米水銀柱（mmHg）。一般人上下壓不應高於140及90，研究顯示，收入高於6萬元者平均為123及78的「標準水平」，但收入少於3000元者則平均達140及81。

月入少於1萬 平均患1.1種病

研究同時顯示，家庭收入低於1萬元的家庭中，每人平均患有1.1項慢性疾病，而月入高於3萬元的家庭人均患0.4項。雖然疾病較多，但收入愈少，求診次數愈少。若同時分析往公立醫院及私立醫院求診數字，則可發現基層往公立醫院求診比例與其患病數目相若，但患病較少的有錢人，往私院求診的次數卻與疾病數目成反比。

學者籲改善基層醫療措施

港大社會醫學系系主任梁卓偉指出，以上疾病及求診數字，正正印證了「逆向照顧法則」，即最窮最多健康問題者享有的醫療服務愈少，而當醫療護理服務最受市場力量影響時，情況會愈明顯。他指出，雖然結果顯示貧窮會影響健康，但暫時未有象顯示貧富不均會加劇這情況。

他認為政府應防患於未然，加強公私營合作、醫療券等基層醫療措施。

(明報6.1.2013)

City's poor get sick, the rich get drunk

For the second year in a row, a Fairfax Media analysis of health statistics has found residents of some of the northern suburbs are the healthiest when it comes to everything but alcohol use.

Hospitalisations linked to alcohol use were highest in the wealthiest parts of Sydney, with Manly having a higher rate than any other local government area for the second year in a row, and Sydney, Mosman, Hunters Hill and North Sydney were not far behind.

The figures, from Health Statistics NSW, show the problem is getting worse. In all but Hunters Hill the rate of hospitalisations increased between 2009 an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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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ospitalisations are linked to long-term alcohol use, and include only residents of those suburbs - not people who visit them to drink.

The analysis reveals stark differences in the health of the rich and poor in Sydney, with almost all the highest rates of deaths and hospitalisations linked to conditions such as diabetes, body mass and heart disease clustered in the poorest areas.

The director of Curtin University's public health advocacy institute, Mike Daube, said the analysis showed we were developing a two-tiered health system.

''The haves have better health and the have-nots have poorer health and live shorter lives,'' Professor Daube said. ''This isn't a coincidence; this fits with everything we know about patterns of health and

it really does show that good health is essentially the preserve of the most affluent.''

Once again Campbelltown, which is the second-poorest local government area in Sydney according to Bureau of Statistics rankings, was found to be Sydney's most unhealthy area.

It was in the worst-performing areas in every category except alcohol-related hospitalisations.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ll women in Campbelltown smoke during pregnancy, compared with about 1 per cent in Willoughby, Sydney's healthiest area.

But Fairfield did far better than its ranking as the poorest local government area in Sydney would suggest, managing to avoid being among the worst performers in any category.

Professor Daube said the figures showed a huge number of hospital stays were linked to preventable, lifestyle-related conditions.

''The preventable health problems are putting massive pressures on a health system that is already heavily stretched,'' he said. He was concerned that the state government had cut funding for anti-smoking campaigns while such high smoking rates were still being seen.

He said it was clear alcohol did not respect social status, and governments were unwilling to tackle the problem.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Foundation for Alcoho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Michael Thorn, said more needed to be done to find out why alcohol hospitalisations were affecting wealthy areas.

''Age could have an impact,'' he said. ''It's one of these sort of unspoken things that we target young kids drinking … but we certainly know that wealthier people and older people are consuming a lot.''

The foundation's annual poll showed that people aged over 40 drank more regularly than younger people, who tended to have between two and four days off in a week.

''We know from looking at total alcohol consumption in a year that people in their 20s and 30s ease off, that's driven in part by economics and family considerations … and then they certainly take it up again as they get older,'' Mr Thorn said.

(Sydney Morning Herald 6.1.2013)

無獨有偶，明報和Sydney Morning Herald今天都分別報導香港和悉尼的現象：愈窮愈多病，愈富愈少病。悉尼的富人比窮人健康，唯獨是為了杯中物才至提高入醫院的比率。

壓力是生病的最大誘因，為囗奔馳，胼手胝足，也不能應付基本生活所需，就好像長途賽跑，愈跑愈落後，愈來愈窮，任憑鬥志幾頑強，根本沒有希望，又怎樣鬥下去?

現在的有錢人比以前聰明，健康意識比以前強，飲食也節制多了，少吃junk food ，不攝取過量糖、鹽及脂肪，病痛自然較少。

如果因壓力致病，基本上是貧窮之哀，若因飲食習慣不良而搞壞身體，絕對不值得。不良飲食，當然是吃junk food、抽煙和飲酒。有些人總是說，甚麼都不能吃，還有人生樂趣嗎？坦白講又不是易牙妙手的烹調，大部分都是味精主導的食物，不見得有吸引之處。很多身軀龐大的人，就是這些美國式廉宜飲食的成果，食物總缺乏新鮮蔬果。到Costco買東西，往往見到肥胖的人購物車中放著十分抵買的大pizza、大蛋糕。那種蛋糕，一個就相等於我幾個月的耗糖量，想起也不寒而慄。有人誤以為我很懂得煮和吃，事實上並非如此。我吃得簡單，只會在請客時才花點心思，那是對客人的尊重。

講到抽煙，我絕對有資格講，我幾乎甚麼煙都抽過。由鼻煙壺倒在掌心，用尾指挑一點放在鼻孔索的鼻煙，以水過濾煙油的水煙，煙斗、捲煙,、雪茄和香煙，我都抽過，全部都是臭煙。十七、八世紀以後，已沒有人講吸煙有好處，其實吸煙一無是處。戒煙事在人為，我二十幾年前玩夠了，就一直沒有再抽過。至於飲酒，無論有甚好處，不飲有沒有壞處呢？我不認同飲紅酒的益處，就算有，也不見得抵得過它的害處。有很多研究飲紅酒有益的資金來自酒商，結論偏頗。總之，自己可以控制得到的飲食，要好自為之。不論貧富，長壽而多病，值得嗎？

跨時空對話：去國十年

南半球人流北半球血
十二月炎夏六月飛雪
我一天開始
你還未夢醒
誤了尋夢之齡
再夢也不能成
夢是少年事
老了沒份兒

赤度分南北
經緯定縱橫
你俯視
我仰望
看著同一天空
腳踏兩片異土
南轅北轍
左傾右仆
時間步伐如常
瞬息已過十年

唐英年擾亂視聽

屋署：刑事查唐宅失實陳述
唐怨調查冗長不公 屋署晚上發稿

【明報專訊】前政務司長唐英年昨早在電台指摘屋宇署調查其九龍塘約道7號大宅地庫僭建，時間既冗長且不公道，到昨晚10時，屋宇署發出新聞稿，首次明確披露在調查唐宅地庫初期，已有足夠資料決定展開刑事調查，有關調查是懷疑有人向屋宇署作出失實陳述，但明言由於個案已進入刑事調查階段，署方不宜評論細節。

查10月未完成 唐感不耐煩

唐英年昨早心情大好，帶同文件出席商業電台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明顯是有備而來要向屋宇署發炮；其後他接受記者訪問，在多條與僭建無直接相關的問題上，都刻意將話題扯到屋宇署，表示對歷時10個月仍未完成的調查感到不耐煩，遲遲未能將僭建地庫還原亦令他的工作計劃受阻。

「拆晒裝修 剝到鋼筋度查」

他在節目上主動表示，很想盡快還原僭建物，惟屋宇署不許，早前更向他發信稱在調查完成前不可動一磚一牆。他透露，屋宇署對他的大宅至今已做了很多輪「五花八門」的調查，「包括用科技探測、鑽一些好深的洞去採樣本，拆晒所有裝修，好似剝皮咁，剝到鋼筋度調查。我唔知佢做緊乜調查，只知佢就快幫我拆個僭建再幫我還原咁滯」。

唐英年引述其法律及建築專家小組稱，從無見過屋宇署如此大規模調查一個僭建物，質疑署方執法時雙重標準，「我有些朋友同我講，話（屋宇署）似乎唔係一視同仁，處理方法不一……我有信心公務員唔會咁做，但我要知佢係點樣處理其他僭建」。

屋署：「明知違反」須先獲署方批准

不過，屋宇署昨晚約10時20分發出的新聞稿指出，唐宅僭建地庫一事發生的初期，單是基於「傳媒報道……（已顯示有人）明知而違反在進行工程前須事先獲屋宇署的批准和同意的規定，向屋宇署作出失實陳述等的情，因此屋宇署在當時已有足夠資料決定有需要展開刑事調查，而在調查中須在僭建物現場測試和搜證」，因此調查未完成之前，不能給唐英年展開補救工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用詞在屋宇署一般的新聞稿中甚為罕見，因為根據《建築物條例》而調查僭建，屋宇署不會用上「明知而違反」等字眼，而是次屋宇署更表明正調查有人可能向屋宇署作出失實陳述，變相懷疑有人瞞騙政府，這是嚴重刑事罪行的指控。此外，自去年2月本報揭發唐宅僭建地庫後，雖有傳媒引述消息指屋署將刑事調查唐宅，但屋署一直沒有明言刑事調查的方向。

由於是懷疑有人「明知而違反」和涉及「向屋宇署作失實陳述」，因此可視為串謀訛騙罪行，一旦罪成，可判入獄最少7年或以上刑期。

唐兩交補救方案 屋署不接納

屋宇署的新聞稿表示，業主委任的認可人士，分別於去年2月及8月提交了補救工程方案，但有關方案未詳細考慮現場結構情，署方分別於3月及10月回覆稱方案不被接納。但強調約道大宅需要進行的現場調查工作已經完成，只要業主提出一個依例的補救工程方案，工程便可馬上展開，但至今未收到認可人士提交的修訂方案。

面對唐英年質疑屋宇署採用「五花八門」的調查方式，屋宇署稱，由於個案已進入刑事調查階段，不會披露現場測試和蒐證工作中採用什麼方法或儀器。署方重申，不會因為業主是高級政府官員或社會知名人士，而在執法上特別嚴苛或特別寬鬆。

(明報4.1.2013)

唐英年和梁振英都有誠信問題，我雖然主張給梁振英自新的機會，寫這篇文章，卻並非為他開脫。唐英年在電台的講話，目的是擾亂視聽。不知甚麼人為他出謀獻策，唐英年的手法和陳振聰相似：有證據就告我，無證據就放我。他的結果未必像陳振聰那樣，立即落案上庭，但我相信他也難逃法網。

我不只一次講，唐英年涉嫌干犯刑事案，和一般僭建情況不同。一般僭建，屋宇署會發信給業主，命令拆除，復修原狀，事件就完結。只有不服從這命令的人，在再三警告下也不肯執行，才受到檢控。檢控以傳票形式進行，罰款之外另加違反期間的每天罰款。講到底都不是刑事性質的檢控，定了罪都不是刑事案底。

唐英年所面對的情況十分不同，所涉及的是呈交虛假圖則騙取入伙紙，超乎一般僭建掩飾的做法，是百分百的刑事行為。梁振英堵塞僭建，極其量是欺騙選民，不涉刑事。事實上哪有不是騙子的政客。

唐英年走出來扮苦主，申訴受到調查拖延影響，這種政治show，可以理解，但已沒有市場。可是，他多番指責屋宇署處理方法不一，並非一視同仁，講法有欠公允，旨在擾亂視聽。熟悉屋宇署檢控政策及有關法庭程序的人，都知道那是執行了二、三十年的一貫政策。除非沒有證據檢控唐英年，有的話，審結定罪，恐怕他家中的紅酒可以收藏多一兩年。

動刀者緩刑非禮者囚25天!!

兩遊客醉鬧輕鐵 刀挾車長摸女客

【明報專訊】兩名遊客酒醉後大鬧輕鐵車廂，不但持刀挾持車長，更向女乘客「胸襲」及摸臀。兩人昨承認普通襲擊及非禮等3罪，持刀挾持車長的遊客被判緩刑，非禮女乘客的遊客則判囚25天。

兩名被告分別為新西蘭籍的Hoeflich Joseph David Metuarau（21歲）及湯加籍的Felemi Tesimoni Tauleva Ki Mamano Aho（30歲），分別報稱任職廚師及農夫。Hoeflich被控於去年12月8日，在705號輕鐵天水圍循環線車廂內，襲擊馮姓女乘客及梁姓男車長；Felemi則被控在車廂內非禮李姓女乘客。

動刀者緩刑非禮者囚25天

事發晚上近11時，兩被告在輕鐵銀座站上車，手上各拿啤酒樽，兩人亦見醉意。當列車快到達天悅站時，Hoeflich突取出一把24厘米長生果刀，指向附近一名女乘客左腰。女乘客大驚，到車長室敲門求救。

輕鐵當的士逼到錦上路

Hoeflich向車長重複以英文說出「錦上路」，車長遂解釋該班輕鐵並不途經該站，詎料被告以刀指嚇車長，視對方如的士司機般說「drive me to Kam Sheung Road（載我到錦上路）」，幸其後Felemi上前取去Hoeflich手上的生果刀。

兩人正準備離開車廂之際，Felemi竟又「手多多」，雙手搓胸非禮近門口一名女乘客，再撫摸對方背及臀，警方其後到場將兩人拘捕。辯方昨表示，兩人事後已感後悔，當日大叫「錦上路」，全因兩人居於錦上路附近。

裁判官認為，相信兩人受酒精影響方作出怪異行為，又指Felemi行為愚蠢，但考慮他在案發時取去友人手上武器，避免令其他乘客受傷，終判其入獄25天；Hoeflich則被判監禁兩個月、緩刑1年。

【案件編號：TMCC4111/12】

( 明報 4.1.2013)

朋友看到這則新聞，電郵問我判緩刑是否太輕。我在屯門裁判法院的審訊案件表，找到載有兩名被告的案件。第一被告(D1)被控兩項刑事恐嚇，第二被告(D2)一項猥褻侵犯(非禮)。案件昨日提堂(for mention)，即是之前已上過庭。可能控方覺得控罪不妥，所以在第一次上庭就申請押後，或者是代表D1的律師要求押後到昨日，以便商討承認普通襲擊罪(common assault)，而控方接納修改控罪，所以變成common assault。D1的行為應該即時判監，緩刑太便宜了他。

讓我決定控罪的話，我必定加一項在公眾地方藏有攻擊性武器(possession of offensive weapon)(S.33, Cap 245)。公眾地方藏有攻擊性武器，一經定罪，必定坐監，屬不能判處緩刑的excepted offence。在車廂內舞弄24厘米長的生果刀，那是offensive weapon per se，為何不予檢控？D1怎麼講都不存在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lawful authority or reasonable excuse)，我看不到任何可成功抗辯脫罪的理由。受酒精影響下作出怪異行為，不見得是減刑因素。D2取去D1手上的刀可以是減刑因素，然則D1沒有非禮是減刑考慮乎？

憐貧惜苦

Cheap eats: surviving on a $2-a-day diet

Date:January 3, 2013 - 4:35PM

Could you survive five days on these rations? Photo: Supplied

If Families Minister Jenny Macklin ever wanted to attempt to live on $35 a day, she would find it is possible to survive spending just  $2 a day on food - but only just.

That is what Australian women's cricket vice-captain Alex Blackwell did last year, when she existed for five days on $10 worth of food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The project, called Live Below the Line, left Blackwell feeling depressed and cursing herself for not budgeting for teabags.

Alex Blackwell survived on a $2-a-day diet. Photo: Edwina Pickles

"I was really struggling at work, to keep up, and around time for a tea break. I had to have hot water with a slice of lemon," she said.

"I regretted buying cage eggs. Felt bad buying them but I'm not sure I would have managed without my morning omelette."

Blackwell, who is in Melbourne captaining NSW in a series of limited overs matches against Victoria this weekend, undertook the project at a time she was not in training. She raised $1600 for educational programs in Papua New Guinea. "So it was worth it," she said.

She stressed that it was at a time of no training, as the diet would have been inadequate for her regular physical demands.

What Alex Blackwell ate each day:

Breakfast

Omelette with coriander and onion

Lunch

Pasta with pumpkin potato and carrot stew

Afternoon tea

Hot water with slice of lemon

Dinner

Dahl or pumpkin potato and carrot stew with pasta

(Sydney Morning Herald)

我去年寫過一篇叫窮富翁的blog，呼籲不要扔掉食物或吃得太多，也提到Live Below The Line 籌款運動。上面的報導，講述怎樣一天花兩澳元過活。你可有想過，我們少上館子吃一餐飯，把錢捐出，幫助有需要的人，對自己的健康，對社會的和諧，好處之多， 難以言表。請在戾氣充斥的社會裡，憐貧惜苦，發揮一點正能量。

My plea to readers

I received a comment tonight in 上庭的代價之四：給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寫的一個blog. It is something I do not wish to see. When I do not divulge the name and identity of any person mentioned in my blog, there is always a reason for it. I am not afraid of offending any person when I write. At the same time I do not want to use my blog as a platform to defame. When I mention names, I need to rely on something black and white, for instance, an appeal judgement. I can adduce the semantic connotation from what I have read and I can cite examples from the judgement. When I do not have the chance to read the transcripts of the trial to find out exactly what happens, I would rather withhold the identity.

I know readers are zealous and supportive. I know they are trying to assist me. But, when I do not ask for the name, especially the identity of person criticised, I would rather let it stay anonymous. I know writing this blog is inviting people to revisit the blog and find out who it was I directed my criticism at. I do not try to dampen the injuries but I have to make my stance clear.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給移民海外港人寫的一個blog

移民加國回流夫婦為子爭身分證敗訴

【明報專訊】港人夫婦2005年移居加拿大並誕下一子，4年後夫婦因在當地找不到工作而回流返港，為兒子申請香港身分證但遭拒絕。夫婦早前替兒子申請司法覆核，昨再被高院駁回。

　2005年移民 失業返港

　現年4歲的申請人Lamb Nicholas Edward由母親梁潔儀（譯音）代表。申請人的父母均為華人，並於香港出生，2005年移居加拿大，並獲發永久居民證件。2008年4月申請人在加拿大出世，翌年其父母在當地失業，決定帶同申請人回流返港。2010年9月，梁潔儀替兒子向人事登記處申請香港身分證但被拒，其後梁向人事登記審裁處上訴，但再被駁回，梁不服提司法覆核。

　爭拗「定居外國」定義

　高院法官區慶祥昨在判辭表示，《基本法》第24條指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其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均可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然而關於「中國公民」的定義，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5條決定，該條文指出「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並定居在外國，本人出生時即具有外國國籍的，不具有中國國籍」。法官認為，此案關鍵在於如何解釋《國籍法》中「定居在外國」的意思。

　申請人一方認為，其父母雖已獲發加拿大永久居留證件，但證件須定時續期，否則會喪失當地「永久居民身分」，故他們不算獲得「永久居留權」。

　惟法官認為，「定居在外國」的意思應以當地法例理解，以加拿大為例，法官認為申請人父母只要獲得「永久居民身分」，便即符合「定居在外國」的要求，故根據《國籍法》申請人的父母已非「中國公民」，申請人亦不能獲發香港身分證。

　【案件編號：HCAL103/11】


這件司法覆核案，判辭今天上載了。移民海外的港人應該留意，判辭的連結在此
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85039&QS=%28hcal%7C103%2F2011%29&TP=JU

移民海外的港人，返回香港可以身分證出入境，返回移了民的國家就用本國護照，是慣常的做法，因為香港對擁有居港權的港人，並沒有國籍數量的限制。美國、加拿大及澳洲，同樣沒有為國民的國籍數量設限。

首先讓我交待一下本案的背景：申請人(男童)的父母2005年移民加拿大，2008年男童誕生，2009年父母決定回流，因為兩人在加拿大一直都找不到工作(並非明報所講其父母翌年在當地失業)。移民期間，男童父母保存香港銀行及強積金戶口，母親持有的一層樓也沒有賣掉。2009年男童的父親在香港找到工作，母親於是為男童申請身分證，但被入境處拒絕。

表面看基本法第24(3)條賦予男童香港永久居民身分，但1997年《入境條例》(Cap 115)附表一作出的修訂，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對中國公民概念的詮釋加入法例中，所以法官在考慮本案時，引用了有關定義，作出判決。法官也似乎認同人事登記處處長參考了蔡誠、蕭揚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百法釋解案例全書》，對中國公民定義的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五條這樣寫：

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國，具有中國國籍；但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並定居在外國，本人出生時即具有外國國籍的，不具有中國國籍。

關鍵字眼在於「定居在外國」一詞，如果中國公民到外地旅行或探親，恰巧產子，當作別論。享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港人，不受多重國籍的限制，但不在香港出生或未獲居留權的下一代，根據上訴判辭，就不會獲得永久居民身分。有沒有上訴空間呢？不是我熟悉的課題，我不敢亂講。

挺娘與倒樑:A Cantonese Parody

亞媽買餸打斧頭
行過馬會賭幾手
輸曬啲錢食罐頭
仲話啲錢被搶走
老豆叫佢執包袱
家姐罵娘咪呃人
細佬話要向前看
畀個機會佢改過
咁大個人誰無錯
將功贖罪再嚟過
倒了亞娘誰煮飯
日日都要上街吔
爭持之下打出手
家住危樓莫講手
倒樑塌屋無碇走
大家攬住做死狗

蝦膏蝦籽蟹籽崧子炒飯

大女兒離巢後，我已沒興致弄吃。平日馬馬虎虎地胡亂填飽肚皮，就算吃過了。今年聖誕新年派對，並不熱衷參與。昨晚的除夕派對，是最近參加唯一的一個。老友召喚，絕不敢推辭。聚會由下午茶開始，一直吃到倒數。我做兩打芋頭咖喱雞批及炒飯帶去。駕輕就熟的雞批，以前至少做過三幾百個。昨天把材料拿出來，份量卻忘得一乾二淨，不得不翻閱以前自己寫過的blog來看。原來上一次做已是五個月前。大女兒在家時，有時為了公司的慈善籌款，多次做麵包餅食給她帶回去，她走後，連這誘因也失了。值得安慰的是，她在忙碌上班之餘，還做些義務工作，我對她也沒有其他要求。

Bring a dish的食物我盡可能不重複。這次炒飯先把大澳蝦膏爆香，然後加入三文魚和蝦粒，差不多炒熟後，便加入白飯來炒，炒得差不多就把蝦籽及鮮蟹籽加進去，最後放崧子便成，完全不用調味。大澳蝦膏磚是在工展會買的，250g一磚，港幣60元，還不是上品。炒10個人的飯，約兩粒方糖的份量，已經足夠。這飯濃香撲鼻，顏色鮮美，做法簡單，不妨一試。

朋友拿了一瓶1998年的Mount Pleasant來佐膳，我不為美酒所動，只隨喜喝了小半杯。我這一兩年，除了聚會時淺嚐，已近乎不喝酒了。無論酒有甚麼好處，都少於它的壞處，我一年喝少於一瓶。我也帶了約20年的普洱去，茶泡了 出來，那紅褐的色澤，入口香醇的味道，醇酒也要歸邊。

2012標少札記回顧

對我來講，2012是豐收年，文章發表了209篇，總閱覽人數約87,000人。讀者人數不算多，但比起去年翻了一番。舞文弄墨當然希望有讀者，兩年累積了132,000人，以沉悶素材弄文的標少而言，有這成績已經不錯。過去一年，寫作風格如昔，都是拉雜式的胡言亂語，說三道四。我沒有計算過這一年寫了多少萬字，但兩年以來已寫破了兩個小蒙恬，較好的第三個筆桿也斷了，正在網上訂了兩枝新筆。昨天有朋友問我，寫了這麽多得罪人的東西，不怕嗎？真的，從來都不怕，何懼之有？做工時不曾為五斗米折腰，何況是今天？

朋友又問，有些讀者向我索取電郵地址，討論私人問題，我為何花時間去回答。我基本上沒有在網上交友，讀者發問一些我略懂皮毛的事情，我定必竭盡所能，毫不保留地回覆。如果花點時間便可以幫到人，或者給人提供丁點慰藉，何樂而不為？通過這些交流，也使我學習別人的觀點，也有讀者給我提供我找不到的資料，拋磚引玉，受惠的是自己。讀者的愛戴，使我不敢怠懈，努力筆耕。

雖然有人認為我在寫得罪人的文章，相反地也有朋友覺得批評意尤未盡。譬如我在法官空缺、再談法官空缺等文章批評司法機構政務長(JA)，朋友問我怎不繼續追殺下去。這就顯示批評搔著癢處。那麼。我為何不追殺下去呢？可以一針見血，抽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最好不過。可是，我欠缺彈藥，只發空槍就沒有意思。寫第一篇關於法官空缺的評論，是因為閱讀了南華早報的報導，我於是發電郵給立法會，索取JA在財委會的Q & A。收到回覆是一個月後的事，隔了這麽久，再講也沒意思。當然，我沒有等待立法會的覆信，立即在司法機構網頁找到紀錄，便開筆評論。我知道還有些跟進的Q & A，但JA沒有再放上網，我也不再要求立法會提供，殚精竭慮，何苦來哉！這不是我的責任，我不只一次提出要向JA開刀，切掉贅肉，把資源重新調配到司法人員身上，我相信不少法官同意我的看法，卻沒有發聲的機會。

儘管罵人無數，我較喜歡寫抒發感情的文章，既不會惹起論爭，也不會給人狺狺狂吠的感覺。寫的是內心感受，不矯情，不打誑，夜深沉，思潮湧，感情一瀉而出便成文，女兒離巢，顏太中風，是我寫得較滿意的文章。這些文沒有殺氣騰騰的戾氣，不像我，卻是我性格的另一個寫照。

2013年沒有宏願，希望繆思眷顧，寫其他文章之餘，可以寫一篇法官小說，答謝讀者兩年來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