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官的質素

曼哈頓刑事檢控辦事處近日士氣低落，接連輸了幾宗大案，卡恩案也因為女受害人的可信性出了問題，面臨撤罪。唯一值得安慰的，可能只有加薪有望的消息。曾經從事刑事檢控工作的人，一定會明白輸掉那些本來是鐵證如山的案件，多麼令人沮喪。輸掉一件案並非單只個人榮辱的問題，面皮厚的標少，有時都不知怎樣對苦主解釋。


輸掉一件案的理由很多，控方證據的質素、控辯雙方代表的能力及法官的態度(以非陪審團審理案件而言)。同一質素的案件，在「釘官」(conviction minded)及「放官」(acquittal minded)手裏，結果迥異。「放官」當然易做，一句benefit of doubt，安寢無憂。一切法律觀點都不用花心思去考慮，用案情事實去裁決，最容易不過。就算把被告判了罪，被告一樣可以上訴，如不請律師，毫不花費(被告就算上訴失敗，極少被罰堂費)，何妨一試。走運遇上原審法官的判辭寫得不好，或者聽審上訴的法官是「放官」，那又是控方敗訴的理由。


一件案的勝負，變數太多，沒有定律。今天要講的是一個好的主控官具備的質素。撇開法律知識及準備工夫不講，因為那是屬於必須(pre-requisite)條件。標少愚見認為，好的主控官要有雄獅的嘴臉及狐狸的腦袋。處理刑事案的主控官，不能過份文質彬彬及謙讓，當然也不能殺氣騰騰。如果一開始就擺出虛怯懦弱，缺乏自信的樣子，等同邀請人家來欺負你。無論案件的證據有多弱，也不能向辯方吐露，你知道死穴在那裏，並不表示對方也知道，絕對不能自暴弱點，鼓勵人家來狙擊。當你建立了一定的聲譽，辯方不敢胡來，如果你出名難纏，人家不敢惹你，你的注碼會很不相同。標少地位低微，本事不大，但屬於極難纏一類，所以做這份工，十分順利。我舉一些例子讓大家參考。


辯方律師在開審前走來恐嚇我說，如果不撤銷控訴，他審結後勝訴一定申請堂費(當年在裁判署並非costs follow event, 控方敗訴很多時都不用賠堂費)。標少氣定神閒，摸摸錢包，對他說反正最近賠了不少，多一宗也無所謂。這樣講當然並非心中的想法，賠堂費比敗訴更緊張，但人家有心嚇你，你不能表現驚慌，一定要滿不在乎。有時與辯方言語衝突，人家說要投訴我，我會拿張紙，寫下老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的姓名電話給他，讓他去投訴。主控官應該對辯方盤問證人不合乎證據原則的問題提出反對，一點小虧也不能吃，以免影響控方證供，更大的好處是窒礙辯方的思考，不讓他自由放任地問問題，減低抗辯的順暢。有些無傷大雅的問題也反對一下，目的是殺威，而並不是為了問題本身的傷害。以前很少QC到裁判署辦案，標少連QC盤問的問題也反對，到了那階段，就是雄獅的咆哮。


狐狸的腦袋並不一定不公正。作為主控，公正是大前題，但公正不等如戇直。讓我舉幾個例來說明。Gerard Muttrie是出名的工作狂，自己手上的案未審完就開始去幫人。有一次他在新蒲崗第一庭忙於處理新舊提訊的案件，突然side court 把一宗10個證人的搶金鍊案件交來排期，原因是沒時間審理。Muttrie皺起眉頭，卻不准押後，自己拿來審。我當然沒有吭聲的餘地，惟有一邊處理手頭的檔案，一邊閱讀這10個證人的案件。到了中午過後，手頭的工作做完，立即就開審。助手走來告訴我，其中幾個證人不知所踪。這是申請押後很好的理由，但我沒有這樣做，被搶金鍊的幾個證人在認人的時候認不出被告，控方只能依靠警誡口供。我沒有告訴辯方律師關於證人失踪之事，只強調這些受害人反正認不到被告，為節省時間，叫他同意那部份的案情。坦白講，易地而處，我不會完全同意有關證供，至少會盤問受害人來描述搶匪的身材年歲。案件最終開審而無需押後，講說話時的自信及方法，有時可以得到有利的結果。在這件案而言，一開口就對辯方講：你只是打cautioned statements，街外證人認不到被告，他們的證供你都不會浪費時間去盤問，不如同意有關案情。辯方律師同意這看法，便欣然答應。如果你照實講，問人家可否同意案情，豈非變成懇求，失了主動性。萬一辯方乘機迫你傳召證人，你可能要申請押後，輸掉堂費。


我也試過在一些證據弱的案件，提出撤銷控罪讓被告簽保守行為，或者被告承認一些控罪，控方撤銷一些控罪的做法。當然不會透露真正原因，譬如我會講：我今天沒有心情，不想做這件案，讓被告檢便宜，他認一條，我放一條。又或者這樣講：見被告紀錄不差，給他一次機會，撤銷控罪簽保守行為。講法全都是表面上辯方佔便宜，自己吃虧。如果你暴露弱點，被告原本打算認罪也改為不認。這類案件，做完了也不要戳穿事實真相，讓辯方帶着佔了便宜的心情走，多講無益。有一次一件要撤銷控罪的案件，我自己決定要求被告簽保守行為，辯方同意了。案件完結後，辯方律師沾沾自喜向我講：Bill, do you know the defendant would PG (plead guilty) if you did not drop the charge?我扮作氣憤，然後回敬一句：Oh, really. What a shame! Do you know my instruction was to ONE?(offer no evidence)。用狐狸的腦袋，個人沒有榮辱，只想公義不吃虧。


有一次，辭去副刑事檢控專員一職改為私人執業的某大律師走來找我，要求撤銷控罪讓被告簽保守行為，我不肯接納。但這過氣大老闆，客客氣氣的要求我打電話到律政署尋求指示。為了讓他死心，我直接打電話給刑事檢控專員(DPP)，對他講述情況，也講述我認為應該繼續檢控的看法，然後回覆律師：I have spoken to the DPP and my instruction is to proceed. 被告最終認罪。作為低級的主控，都要對自己處理的案件存有一定的看法，不畏強權，堅持執着。尋求上級指示的時候，講說話有足夠技巧，便可以操控結果。如果我當時跟DPP講辯方要求合理，就會得到相反的結果。


雖然處事要公正，主控官的職責是維護控方利益，無需為辯方考慮，被告的利益由辯方律師去管，被告沒有律師就讓法官保障他的利益，過份關注被告利益，會混淆主控官的身份，超乎公正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