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求助之三

被控在地鐵非禮的讀者，自年初一開始發電郵給我，直至年初四，來回共36個電郵，我有點厭煩。我明白他焦灼的心情，如坐針氈，忐忑不安。加上我有問必答，費用全免，自然造成沒完沒了的情況。當然選擇權在我手，有些情況也並非三言兩語解釋得清楚。我想借這機會講一下。讀者稱有讀法律的朋友叫他到警署索取受害人口供紙及警員的記事冊紀錄，但被警方拒絕。這讀者又問我，FACC11/2004 及FAMC43/2004兩案例可否引用在他身上，及在報章看到的法庭新聞KTCC6830/2009可否引用等。

關於裁判法院辯方索取控方證人口供紙的權利，有段歷史要講。現在在裁判法院工作的朋友，很多都不知道，在1991年之前，控方不肯提供這些文件予辯方，辯方只有案情摘要(brief facts)。在審訊過程中，只能依靠主控官的公正，才會知悉證人庭上證供和口供紙是否存在差異。如果主控官覺得不存差異，辯方根本無法判斷及以此盤問證人。1990年由律師會、大律師公會及當年的律政署，成立Court Users' Committee，其中一項商討事項就是在裁判法院落實安排向辯方提供證人口供副本。上司Margaret Crabtree叫了標少赴會，故此對年份留有印象。1991年這安排終於付諸實行。當初沒有律師的被告，根本不懂索取這些文件，來索取也不會給他，因為提供證人口供副本的做法，是律師會與律政署之間的協議安排。再發展下去，當然沒有律師的被告也享有同等權利。我真不明白，到了今時今日，警察還會採取這種態度，不肯提供證人口紙給被告，做法不能接受。

我對這讀者講，如果他無論如何都認罪，只要案情摘要內容正確，不索取證人口供也罷。如果要尋找抗辯空間，可申請押後答辯，但我不會解答抗辯的問題。

讀者給我看的兩宗上訴，明顯是似懂非懂的人找給他的。FACC11/2004 (Chou Shih Bin) 是裁判法院上訴引用得最多的案例，主旨講上訴以重審形式進行，是台灣商人藏槍案，與讀者的非禮及其量刑風馬牛不相及。FAMC43/2004是向終院申請上訢許可的小巴上非禮案。地鐵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所發生的非禮案，並無判刑指引，不能跟地鐵非禮判罰比較。這两件案對這讀者毫無幫助，提供這些案例給他的人本身就不懂刑事案，還浪費我解釋的時間。順帶要講Chou Shih Bin，他的中文名是周時彬，而並非高院法官自譯的周紹斌。十居其九的中文上訴判辭都搞錯了。我兩三年前以市民身份發電郵告訴司法機構政務長，只有一位法官改正過來。小事一樁，但總不能改了上訴人的名。

讀者在網上找了KTCC6830/2009 ，中文大學數學系尖子在港鐵車廂露出下體摩擦少女臀部，被裁定作出有違公德行為罪，判感化12個月。讀者用案件來引伸自己案情比他更輕，可以引用該案來游說法官對自己判以相同刑罰。行內人看案件編號，便知並非上訴案例。刑事上訴案只有4種編號：HCMA，CACC，CAAR，FACC等。KTCC即Kwun Tong Criminal Case，觀塘裁判法院的編號。裁判官之間屬co-ordinate jurisdiction，一個裁判官的判決對另一個裁判官，既無約束力，也無說服力，具約束力的案件來自高院及以上的法院，那是stare decisis，此其一。第二，控罪不同，中大生定了有違公德行為罪(Outrage of Public Decency)，我不知背景，理應告非禮。不是非禮的話，就可以不跟隨AG and Wai Yan Shun CAAR17/1990的指引。第三，被告的背景求情考慮，跟讀者的不大相同，被告還是學生。第四，法庭不會接納報章報導來作判案考慮。讀者又問可以告他有違公德行為罪嗎？有錢找個資深大律師跟律正司plea bargain，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不過，那是要花很多錢的玩意，窮等人家玩不起。況且，資深大律師未必可以變魔術，花了錢也可能白花。

在此順便回應William兄在讀者求助之二 的留言， 對於可以舉那件寃案來討論，並不足以推論制度的好壞，裏面涉及的人為因素太多。同一件案，釘官和放官審出不同的結果，那就是人為的問題。你曾經被交通警誣告，便對警察懷有敵意，若你身為苦主，法官認為有合理疑點，判被告無罪，你又可能覺得無天理。不要讓個人經歷成為批判制度的準則。當我批評法官的判決，我也不一定對，但我實質提出反駁的論據。最重要的是，我認同制度，但我不一定接受在制度裏扮演仲裁角色的人的看法。對我而言，有些案件，終審判決也不能使人信服。William兄在讀者求助 的留言，把假設性的推論看成現狀，才驅使我進一步闡釋看法。我也扮演過仲裁的角色，也沒有心懷不公正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