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30日星期五
大清算
唐營「大清算」臆測 學者指難成立
【明報專訊】特首選舉剛完結4天，提名唐英年參選的新鴻基郭炳江、郭炳聯，和前政務司長許仕仁隨即被廉署拘捕，候任特首梁振英昨表明，不能夠評論任何廉署案件，更不能夠評論現屆政府根據法律或已有政策所採取的行動，但這些回應未能停止部分唐營中人、政界人士有梁振英當選，便搞「大清算」的臆測
質疑選後4天即拉人
昨日網上不少人議論紛紛，「江湖一場腥風血雨即將來臨」、「唐營人人自危，下一波係……」。引來「大清算」臆測的原因，除因被捕3人均被視為「深唐」人物，還因有消息指向廉署舉報3人的，是多番公開支持及提名梁振英參選的郭炳湘。
有唐營中人對本報稱，被捕3人的共通點是他們均「非梁營人士」，婉轉地指3人是親唐人士，質疑為何在特首選舉結束後，3人這麼快便被廉署拘捕。(30/3/2012明報節錄)
標少長居海外，隔岸觀港，看香港發生的事情，不知是反應冷漠抑或冷靜，總沒熱烘烘的臆測和反應。不要神化了梁振英的力量，就算他已上任正式成為特首，也無權指揮廉署辦案。大概是不想授人口實，所以廉署在特首選舉之後才採取拘捕行為，以免影響選舉取向。從傳媒的案情報導來看，一兩個月前已經可以拉人，當時梁振英的贏面不高，但廉署已開展了調查，怎可能是選後的大清算。很明顯為了選舉，才暫緩採取行動。假設是梁振英對唐營大清算，他應該怎樣做呢？打電話給湯顯明？別發白日夢，湯顯明做到6月底就任滿，隨曾蔭權離任，以後沒有機會再打政府工，身為曾馬房的人，他自顧不暇，怎會睬梁振英。若果真的給他打電話，他可能叫梁振英親身去舉報。剛贏了選舉的梁振英，已經不會告唐英年誹謗，也不會清算唐營人士，他只會盡量攏絡，爭取支持以鞏固地位。香港具備完善的法治制度，就算身為特首，權力也受制衡，不能夠亂來。要清算唐營中人，來日方長，何需爭一日之長短。
2012年3月29日星期四
開明法官
終院開明派法官 包致金﹕沒人邀請延任
【明報專訊】本報早前報道65歲的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將於今年10月退休，由同為65歲、身兼終院非常任法官及上訴庭副庭長的鄧國楨接棒。包致金日前出席公開場合時證實有關消息，並透露他願意延長任期，但沒有人提出邀請。司法機構沒回應有否邀請包致金延長任期。有法律界人士則指出，若終院最終不邀請作風開明的包致金擔任非常任法官，實屬可惜。
若獲邀請願續任
終審法官的退休年齡為65歲，回歸以來，包一直是終審法院3名常任法官之一，是終院成立以來任期最長的一位，較前任終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兩名常任法官李義和陳兆愷都要長。終審法院過去多個重要裁決，包致金均與多數法官持不同意見，對於人權、自由、港人治港等概念都被視為開明派。
《信報》昨日報道，包致金前日出席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講座時承認，將於今年10月25日退休。他說，制度上他不可以主動申請延任，又稱若有人邀請他會願意續任，但沒人提出邀請。
終院過渡至馬道立年代
據了解，是否邀請包致金延任屬首席法官馬道立的決定。馬道立2010年上任後，曾對原訟庭和上訴庭作人事調動，但由於終院3名常任法官都比他資深，終院基本上仍然是「李國能年代」的「舊班底」。然而，3名常任法官包致金、李義、陳兆愷於未來2年會屆退休年齡，終院有可能真正換班，不過司法機構要讓適當人選在較下級法院累積經驗，故還要經歷過渡期才能完全換班。今年已屆退休年齡的鄧國楨，相信亦是終院人事過渡安排之一。
過往常任法官退休，如烈顯倫和沈澄，都會轉任非常任法官。資深大律師李柱銘表示，包致金不獲改任非常任法官，便會變為「例外」，或會惹來法律界疑慮，甚至懷疑他不獲續任是因不肯與政府合作，「若有人咁諗好弊」，會對法治精神造成負面影響。
「慣例」轉任非常任法官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本港終院取態一向較保守，包官雖然形象敢言，但他的裁決一直無影響裁決結果，故不認為其離任會對終院取向有重大影響。
另一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則認為包官資歷深，對民主自由堅定，未獲邀請續任是非常可惜，若事件屬實，她會感到奇怪，因為終院人手長期不足，而不少非常任法官如黎守律、烈顯倫等早已年過65歲。(28/3/2012明報)
上面是昨天的新聞，昨晚司法機構突然宣佈會任命包致金為終審法院非常設法官，一日之間變化之大，真不知道是怎樣搞的。一早知悉任命只在等候批准的話，包致金就不應對傳媒放風說沒有獲邀續任。如果真的不打算委任他，只因為他透過傳媒發聲及法律界的壓力下才改變主意，我不能接受這種司法politics。下面是今天明報新聞的節錄，字裏行間，鬥爭溢於言表。
連日來有揣測他不獲續任，包致金表示︰「記住，失去一個法官，即使他是最開明的，甚至唯一開明的法官，並不致命；若其他法官因而害怕，令獨立性減退才致命。」包官對同僚充滿信心，肯定其他法官會「效忠司法誓言，效忠本港市民」，向公眾證明「失去一個法官，沒有大不了」，不等於失去獨立的司法機構，促市民勿憂慮及拭目以待。 (29/3/2012明報)
我一向都不喜歡兩位包大人，女包大人並非今天課題，不去談她。論包致金的經驗資歷，可謂執香港法律界牛耳，故此貴為Archbold Hong Kong的主編。理論上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沒有道理不委任他為終院非常設法官，連他自己也開口，幾位資深大律師也幫口，最終變成事實，這可能叫司法壓力。法律界所講包大人開明，恐怕要落些注腳。有法律界人士稱他開明，湯家驊說他敢言，余若薇認為他資歷深，對民主自由持堅定態度。敢言並非司法質素，下級法院法官因為敢言而受批評的例子太多，所以敢言沒有市場也並非法官的優點。講到民主自由的態度，絕大部分的法官都能夠彰顯出來，並非包大人獨有。標少恐怕有些法律界人士頌讚包大人開明，因為他pro-defence。公正不阿才是一個好法官必備的條件，任何偏倚都會打擊法治精神。有些例子我以前舉過，不再贅述。
去年9月，我寫過維基解密解到終審法院一文。如果有超過一個理由使CJ不委任包致金為終院非常設法官，維基泄密相信是決定性的理由。我有點奇怪，維基泄密和包致金扯上關係時，那些法律界的大佬大姐，怎會不吭一聲。假若有法官寫電郵給中聯辦給抖了出來，肯定會把他罵反了，罵到罷官方休。分別在哪？並非一個是自由民主的表徵，一個是強權暴政的代表，而是雙重標準。為了彰顯政治中立，不會因政見影響裁決，法官apolitical的立場必定要鮮明。找誰吐苦水都不要引起政治關連的遐想。
有人會懷疑CJ在報仇雪恨，因為他候任的時候，包致金對他毫不客氣，見諸終院判辭。我不相信這種猜測。馬道立平易近人，關心下屬，我不相信他器量狹隘。包致金已屆正常退休之齡，找新人接班，理所當然，否則又像老人政治，鼓勵戀棧權位。
馬道立登位建立自己的班子，跟李國能當年組班成立終院有何分別？心態其實都一樣。當年終院新成立，還需借助剛退休法官助陣，所以烈顯倫及沈澄退休後也委為非常設法官，以鞏固終院在國際間地位。到現在非常設法官的委任範圍擴闊了，樂意接受委任的普通法施行國家的退休法官也多了，無需委任退休的自己人也屬正常。李柱銘不胡思亂想，就不會對法治產生負面影響。
另外有一點馬道立在權力鞏固之後應該做的是，要精簡行政架構。法官大多數是不懂行政的人，至少不懂政府的行政方法。20多年前設置了司法機構政務長一職後，權力和下屬人數不斷膨脹，佔用了不少可以用作聘請法官的資源。在司法機構網頁中可以看到，行政人員中，首長級職位多得驚人。不少看來是內部晉升的departmental grade。如果揭他們的學歷來看，可能有不少驚人發現。我寫了法官空缺 一文之後，越想越覺得存著25%空缺後才招聘法官太荒謬，所以電郵立法會財委會索取司法機構政務長3月在會中答問紀錄，但不得要領。後來在司法機構網頁找到有關紀錄，答案含糊，敷衍了事。馬道立應邀請核數署去核一下司法機構政務長劉嫣華那盤帳。
【明報專訊】本報早前報道65歲的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將於今年10月退休，由同為65歲、身兼終院非常任法官及上訴庭副庭長的鄧國楨接棒。包致金日前出席公開場合時證實有關消息，並透露他願意延長任期，但沒有人提出邀請。司法機構沒回應有否邀請包致金延長任期。有法律界人士則指出，若終院最終不邀請作風開明的包致金擔任非常任法官，實屬可惜。
若獲邀請願續任
終審法官的退休年齡為65歲，回歸以來，包一直是終審法院3名常任法官之一，是終院成立以來任期最長的一位，較前任終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兩名常任法官李義和陳兆愷都要長。終審法院過去多個重要裁決，包致金均與多數法官持不同意見，對於人權、自由、港人治港等概念都被視為開明派。
《信報》昨日報道，包致金前日出席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講座時承認，將於今年10月25日退休。他說，制度上他不可以主動申請延任，又稱若有人邀請他會願意續任，但沒人提出邀請。
終院過渡至馬道立年代
據了解，是否邀請包致金延任屬首席法官馬道立的決定。馬道立2010年上任後，曾對原訟庭和上訴庭作人事調動，但由於終院3名常任法官都比他資深，終院基本上仍然是「李國能年代」的「舊班底」。然而，3名常任法官包致金、李義、陳兆愷於未來2年會屆退休年齡，終院有可能真正換班，不過司法機構要讓適當人選在較下級法院累積經驗，故還要經歷過渡期才能完全換班。今年已屆退休年齡的鄧國楨，相信亦是終院人事過渡安排之一。
過往常任法官退休，如烈顯倫和沈澄，都會轉任非常任法官。資深大律師李柱銘表示，包致金不獲改任非常任法官，便會變為「例外」，或會惹來法律界疑慮，甚至懷疑他不獲續任是因不肯與政府合作，「若有人咁諗好弊」，會對法治精神造成負面影響。
「慣例」轉任非常任法官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本港終院取態一向較保守，包官雖然形象敢言，但他的裁決一直無影響裁決結果，故不認為其離任會對終院取向有重大影響。
另一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則認為包官資歷深，對民主自由堅定，未獲邀請續任是非常可惜，若事件屬實，她會感到奇怪，因為終院人手長期不足，而不少非常任法官如黎守律、烈顯倫等早已年過65歲。(28/3/2012明報)
上面是昨天的新聞，昨晚司法機構突然宣佈會任命包致金為終審法院非常設法官，一日之間變化之大，真不知道是怎樣搞的。一早知悉任命只在等候批准的話，包致金就不應對傳媒放風說沒有獲邀續任。如果真的不打算委任他，只因為他透過傳媒發聲及法律界的壓力下才改變主意，我不能接受這種司法politics。下面是今天明報新聞的節錄，字裏行間，鬥爭溢於言表。
連日來有揣測他不獲續任，包致金表示︰「記住，失去一個法官，即使他是最開明的，甚至唯一開明的法官，並不致命；若其他法官因而害怕，令獨立性減退才致命。」包官對同僚充滿信心，肯定其他法官會「效忠司法誓言，效忠本港市民」，向公眾證明「失去一個法官，沒有大不了」，不等於失去獨立的司法機構，促市民勿憂慮及拭目以待。 (29/3/2012明報)
我一向都不喜歡兩位包大人，女包大人並非今天課題，不去談她。論包致金的經驗資歷，可謂執香港法律界牛耳，故此貴為Archbold Hong Kong的主編。理論上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沒有道理不委任他為終院非常設法官，連他自己也開口，幾位資深大律師也幫口，最終變成事實，這可能叫司法壓力。法律界所講包大人開明，恐怕要落些注腳。有法律界人士稱他開明，湯家驊說他敢言，余若薇認為他資歷深，對民主自由持堅定態度。敢言並非司法質素，下級法院法官因為敢言而受批評的例子太多，所以敢言沒有市場也並非法官的優點。講到民主自由的態度，絕大部分的法官都能夠彰顯出來，並非包大人獨有。標少恐怕有些法律界人士頌讚包大人開明，因為他pro-defence。公正不阿才是一個好法官必備的條件，任何偏倚都會打擊法治精神。有些例子我以前舉過，不再贅述。
去年9月，我寫過維基解密解到終審法院一文。如果有超過一個理由使CJ不委任包致金為終院非常設法官，維基泄密相信是決定性的理由。我有點奇怪，維基泄密和包致金扯上關係時，那些法律界的大佬大姐，怎會不吭一聲。假若有法官寫電郵給中聯辦給抖了出來，肯定會把他罵反了，罵到罷官方休。分別在哪？並非一個是自由民主的表徵，一個是強權暴政的代表，而是雙重標準。為了彰顯政治中立，不會因政見影響裁決，法官apolitical的立場必定要鮮明。找誰吐苦水都不要引起政治關連的遐想。
有人會懷疑CJ在報仇雪恨，因為他候任的時候，包致金對他毫不客氣，見諸終院判辭。我不相信這種猜測。馬道立平易近人，關心下屬，我不相信他器量狹隘。包致金已屆正常退休之齡，找新人接班，理所當然，否則又像老人政治，鼓勵戀棧權位。
馬道立登位建立自己的班子，跟李國能當年組班成立終院有何分別？心態其實都一樣。當年終院新成立，還需借助剛退休法官助陣，所以烈顯倫及沈澄退休後也委為非常設法官，以鞏固終院在國際間地位。到現在非常設法官的委任範圍擴闊了，樂意接受委任的普通法施行國家的退休法官也多了，無需委任退休的自己人也屬正常。李柱銘不胡思亂想，就不會對法治產生負面影響。
另外有一點馬道立在權力鞏固之後應該做的是，要精簡行政架構。法官大多數是不懂行政的人，至少不懂政府的行政方法。20多年前設置了司法機構政務長一職後，權力和下屬人數不斷膨脹，佔用了不少可以用作聘請法官的資源。在司法機構網頁中可以看到，行政人員中，首長級職位多得驚人。不少看來是內部晉升的departmental grade。如果揭他們的學歷來看，可能有不少驚人發現。我寫了法官空缺 一文之後，越想越覺得存著25%空缺後才招聘法官太荒謬，所以電郵立法會財委會索取司法機構政務長3月在會中答問紀錄，但不得要領。後來在司法機構網頁找到有關紀錄，答案含糊，敷衍了事。馬道立應邀請核數署去核一下司法機構政務長劉嫣華那盤帳。
2012年3月26日星期一
扣分停牌上訴
特首選舉完結，標少也有點失落，一下子消失了很多寫作的題材，惟有安份守己，找件上訴案來胡謅。
今天司法機構上載了這件上訴：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德榮 HCMA885/2011
一件很簡單的扣滿分停牌上訴案，上訴人第二次扣滿分，運輸署向法庭申請停牌，裁判官根據法例第375章道路交通(違例駕駛記分)條例，頒令停牌6個月。上訴人不服，提出3點上訴理由。第一點上訴理由有關扣分的計算方法，純粹是上訴人無知，不值得在此討論。第二點上訴理由是上訴人投訴案件提訊的時間，是他在監獄服刑完畢之前的一個星期，比原定時間推遲了5個月，如果照原定時間提訊，他6個月的停牌，會在刑滿出獄不久完結。原審裁判官押後判令停牌所持理由是：
本庭在處理記滿分停牌事宜的一貫做法，都是一視同仁，人人平等。當違例記分者在服刑期間，他的記分停牌案件都會押後至他即將出獄的時間到庭處理。
標少不同意兩位法官的理據。 記分條例的訂立及施行，都沒有訂出停牌施行的時間和方式，只要司機扣滿分，就自動進入有關法庭程序。法官不應以行政手段來干預正常的法庭程序，假如上訴人的刑期是幾年，豈不是要押後幾年才開始停牌。萬一今天判令我停牌，過幾天我因為別的案件判監，停牌令也不會暫緩執行。或者今天停我牌，我之後去了環遊世界，停牌也是毫無意義。無論法例怎樣訂立，始終有些情況管不到。如果屬於漏洞，就應該修例堵塞，而並非靠法官自己用行政辦法解決。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的案件，判監之外的停牌也不是服刑之後開始執行，停牌在服刑期間生效，確是毫無意義。但以行政手段來表述立法的意義，也不是正確司法態度。
上訴人第3點的投訴是質疑為何控方在他最後違例事項定罪扣滿分時，不立刻申請停牌，以下一段是上訴判辭的理據，簡單來講：不知道。
19. 就第三個論點，為何控方不在上訴人最後違例事項被定罪時申請取消上訴人的駕駛執照，本席不知曉。若上訴人認為律政司辦事不力，可向有關當局作出投訴。同樣，若上訴人認為運輸署人員需時8 個月才向法庭申請傳票也屬辦事不力，他亦應向運輸署或有關部門反映。
其實答案很簡單，首先，交通違例的檢控由律政司處理，但扣分方面由運輸署監管。就算上訴人最後違例事項定罪扣滿分，主控官也不能立即向法庭申請停牌，因為法例規定由運輸署長向法庭申請傳票傳召扣滿分的人上庭處理(S.8(2) Cap 375)。由確定所扣分數(包括被扣分人會否上訴以致成功註銷一些所扣分數)、申請傳票、排期及派發傳票，動輒要幾個月的時間。辦事不力恐怕並非真正理由，這程序上的東西理應由上訴聆訊代表控方的檢控官向法庭解釋，而不應由法官胡亂猜測。
今天司法機構上載了這件上訴：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德榮 HCMA885/2011
一件很簡單的扣滿分停牌上訴案，上訴人第二次扣滿分，運輸署向法庭申請停牌，裁判官根據法例第375章道路交通(違例駕駛記分)條例，頒令停牌6個月。上訴人不服，提出3點上訴理由。第一點上訴理由有關扣分的計算方法，純粹是上訴人無知，不值得在此討論。第二點上訴理由是上訴人投訴案件提訊的時間，是他在監獄服刑完畢之前的一個星期，比原定時間推遲了5個月，如果照原定時間提訊，他6個月的停牌，會在刑滿出獄不久完結。原審裁判官押後判令停牌所持理由是：
本庭在處理記滿分停牌事宜的一貫做法，都是一視同仁，人人平等。當違例記分者在服刑期間，他的記分停牌案件都會押後至他即將出獄的時間到庭處理。
本庭認為違例駕駛記分制度的設立是為了改善道路安全，有關違例記分法例和當中的停牌命令的主要目的，是阻嚇經常違反交通規例的駕駛者、提高駕駛水平及改善駕駛態度，從而減少交通意外所引致的人身傷亡和財物損失。
因此，既然法庭有責任保障其他嚴守法紀和小心謹慎的道路使用者，所以法庭必須作出有效用、有阻嚇力和懲罰性的命令。假若當上訴人在囚期間己被判處因記分停牌的命令，而該停牌令在他出獄前已屆滿，這個處理方式與違例記分條例實是背道而馳，猶如紙上談兵，毫無意義可言；假若上訴人另案的監禁刑罰與本案記分條例中的停牌命令『同期執行』的話，哪會有阻嚇力？哪會有懲罰性？ (在上訴判辭中引用原審裁判官裁斷陳述書的理據)
聽審上訴的張慧玲法官同意原審裁判官的講法，判辭這樣講：
18. 就上訴人的第二個論點，本席完全認同裁判官的論點。裁判官的做法合法、合理。裁判官並無濫用職權，亦無不公之處。上訴人確在第一項違例事項起計兩年內因多次違例而被記多於15
分，符合該法例第8(1) 條的規定。上訴人亦非首次被吊銷駕駛資格，因此根據第8(3)(b) 條須「停牌」6
個月。若「停牌」令在上訴人服刑期間生效，確是毫無意義，完全無阻嚇作用，實與違例記分條例的目的背道而馳。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德榮 HCMA885/2011第18段)標少不同意兩位法官的理據。 記分條例的訂立及施行，都沒有訂出停牌施行的時間和方式，只要司機扣滿分，就自動進入有關法庭程序。法官不應以行政手段來干預正常的法庭程序，假如上訴人的刑期是幾年，豈不是要押後幾年才開始停牌。萬一今天判令我停牌，過幾天我因為別的案件判監，停牌令也不會暫緩執行。或者今天停我牌，我之後去了環遊世界，停牌也是毫無意義。無論法例怎樣訂立，始終有些情況管不到。如果屬於漏洞，就應該修例堵塞，而並非靠法官自己用行政辦法解決。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的案件，判監之外的停牌也不是服刑之後開始執行，停牌在服刑期間生效，確是毫無意義。但以行政手段來表述立法的意義，也不是正確司法態度。
上訴人第3點的投訴是質疑為何控方在他最後違例事項定罪扣滿分時，不立刻申請停牌，以下一段是上訴判辭的理據，簡單來講：不知道。
19. 就第三個論點，為何控方不在上訴人最後違例事項被定罪時申請取消上訴人的駕駛執照，本席不知曉。若上訴人認為律政司辦事不力，可向有關當局作出投訴。同樣，若上訴人認為運輸署人員需時8 個月才向法庭申請傳票也屬辦事不力，他亦應向運輸署或有關部門反映。
其實答案很簡單，首先，交通違例的檢控由律政司處理，但扣分方面由運輸署監管。就算上訴人最後違例事項定罪扣滿分，主控官也不能立即向法庭申請停牌，因為法例規定由運輸署長向法庭申請傳票傳召扣滿分的人上庭處理(S.8(2) Cap 375)。由確定所扣分數(包括被扣分人會否上訴以致成功註銷一些所扣分數)、申請傳票、排期及派發傳票，動輒要幾個月的時間。辦事不力恐怕並非真正理由，這程序上的東西理應由上訴聆訊代表控方的檢控官向法庭解釋，而不應由法官胡亂猜測。
2012年3月25日星期日
一罪三審
Twice acquitted, now it's triple jeopardy
March 25, 2012
Philip Leung at home in Alexandria. Phillip is to stand trial for the third time accused with the murder of his partner Mario Guzetti. Photo: Lee Besford
Five years ago, Philip Leung was found rocking from side to side at the foot of his stairs, cradling his blood-stained partner, Mario Guzzetti. A short time later, Mr Guzzetti was dead, having suffered head injuries.
Last week, Mr Leung, 51, broke down in the same stairwell after learning he would stand trial over his former lover's killing - for the third time.
At his original trial in 2009, Mr Leung was acquitted of murder after a judge directed the jury to find him not guilty.
"We had an argument" ... Philip Leung and Mario Guzzetti.
The Crown, however, used NSW's controversial double jeopardy laws, introduced in 2006, to have the verdict quashed.
Mr Leung then faced court on a manslaughter charge last April, but became the first person in Australian legal history to be acquitted twice by a judge's directed verdict. As he left court that day, he said he was ''finally free'' to move on.
He was wrong.
Last Tuesday, the unprecedented case took another twist: the NSW Court of Criminal Appeal upheld a second appeal by the Crown and ordered that Mr Leung again be tried for manslaughter.
According to uncontested facts referred to in the judgment by the appeal court, Mr Leung and his partner had been together since 2001, but a month before his death, Mr Guzzetti, 72, had told a friend he wanted to end the relationship because Mr Leung was becoming aggressive and frightening him. On the morning of April 7, Easter Eve in 2007, a neighbour heard two voices arguing at the couple's shared home in Alexandria, followed by a loud bang that resembled ''a shelf falling, and pots and lids falling to the ground''. She also later heard Mr Leung crying, ''like roaring or having a tantrum''. Almost an hour after the initial bang, Mr Leung called an ambulance, stating: ''I had a fight with my friend and my friend dead.''
When the first witnesses arrived at the scene, they found Mr Leung sitt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staircase. Holding Mr Guzzetti, he said to an acquaintance: ''I want my Mario … Mario, wake up.''
He told another friend: ''We had an argument … I was making carrot juice and he [Mario] kept at me.'' Mr Guzzetti had stopped breathing before paramedics arrived and in an interview at Redfern Police Station that same day, Mr Leung could not recall the vital moments before his death. ''We have breakfast, Mario argue with me. He criticise me a lot … and then my head starts spinning.''
Mr Leung was charged with murder. At his trial in May 2009, the Crown alleged the couple argued while Mr Leung was making a carrot juice, resulting in him striking his lover with a bloodstained juicer that was found on the floor beside Mr Guzzetti's body, and also by applying additional pressure to his neck. However, crucial medical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proved inconclusive, with both a forensic pathologist and neuropathologist concluding Mr Guzzetti's blunt force head injuries were consistent with both a physical attack using the juice extractor - and a fall.
Equally, it was advised that bruising around the neck could have been the result of either force, or amateurish attempts at resuscitation. Consequently, Justice Stephen Rothman delivered a directed not-guilty verdict, ruling the Crown had failed to properly establish how Mr Guzzetti had died. In April last year, Justice Michael Adams reached the same conclusion, directing a second jury to find Mr Leung not guilty.
But on two occasions now, the Crown has utilised double jeopardy laws that permit appeals in homicide cases settled by a judge's directed verdict. In its latest appeal, the Crown pointed to the fact that prior to the second trial, Dr Paul Botterill, who had conducted the original autopsy, inspected the premises and staircase area where the death occurred. After that visit, he concluded the likelihood of the injuries being caused by falling from the top of the stairs - which change direction and feature a quarter landing - was at most a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Mr Leung's lawyers, meanwhile, argued that with two Supreme Court judges having twice dismissed the case, a third retrial would ''undermine community confidence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t was also pointed out that Mr Leung had ''clearly suffered'' following four months of imprisonment, strict bail conditions, as well as five years of continuing stress and uncertainty that had arisen from the Crown appeals.
In his judgment on Tuesday, the NSW Chief Justice, Tom Bathurst, said based on all available evidence, and particularly the fact that both men were alone in the house, it was ''by no means certain'' that a jury verdict of guilty would be set aside as ''unreasonable''.
He overturned the acquittal, adding it was now a matter for the prosecu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proceed for a third time against Mr Leung.
Mr Leung is on bail for manslaughter and a trial date is yet to be set. When that day arrive, he will become the first person in Australian legal history.(25/3/2012 Sydney Morning Herald)
我在2011年5月1日寫了一罪兩審 Double Jeopardy 一文，評論新州在一罪可以兩審的新法例實施之後，首宗引用有關法例的檢控。被告兩審再被判無罪(no case to answer)，以為塵埃落定，殊不知來個一罪三審。可惜判辭尚未上載，看不到討論的理據，難以置喙。恕我孤陋寡聞，在這種情況下被告第三次審訊，大概是施行普通法法律制度國家中，聞所未聞之事。
件案在上訴得直後發還重審並不罕見，性質卻與此案迥異。常見上訴後發還重審的案件，都是被告被定罪後提出的上訴，因應案情事實也好，法律觀點也好(on facts or on law)。推翻定罪之餘，基於存著足以把被告定罪的表面證據，才會考慮是否重審。至於控方對被告被判無罪而提出的上訴，都是基於原審法官在法律上犯錯，才會作出。以本案而言，兩次審訊，不同的法官，都覺得沒有結論性的證據，足以把被告定罪，故此引導陪審團判被告無罪。第二次審訊時，證據跟第一次大致相同。就算第三次審，也看不到控方可舉出任何新證據，為何還要纏擾下去？所謂沒有結論性的證據，據報章報導：crucial medical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proved inconclusive, with both a forensic pathologist and neuropathologist concluding Mr Guzzetti's blunt force head injuries were consistent with both a physical attack using the juice extractor - and a fall. 控方法醫自己的結論都不排除死者跌死的可能性，正符合Galbraith ( R v Galbraith [1981] 1 WLR 1039)案在考慮無需答辯時所訂下的法律原則(second limb of Galbraith - namely that the evidence adduced is such that a jury could not properly convict on it – a ruling based on the court's view of the evidence)。
雖然這是一宗嚴重罪案，新州在2006年新訂了一罪可以兩審的法例，本案也符合法例的要求可以再檢控被告。是否再次檢控被告，始終應該考慮ne bis in idem(一罪不兩審)在普通法發展的根深蒂固概念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歐洲人權公約(因為澳洲並無人權法)中保障一罪不作兩審的概念。如果審訊這件案的兩位法官在控方結案時不引導陪審團作無罪裁決，任由審訊發展下去，至控辯雙方結案後，由陪審團退庭商議後裁定被告無罪，屆時就不能再檢控被告，因為在該種情況下的脫罪，已不符一罪可以兩審的檢控法則。第三次起訴，我覺得只是濫用司法程序的academic exercise。控方在本案應行使檢控酌情權(prosecutorial discretion)，終止這件案，才符合公眾利益。這件案存著的合理疑點，再審一次也不能消除。
March 25, 2012
Philip Leung at home in Alexandria. Phillip is to stand trial for the third time accused with the murder of his partner Mario Guzetti. Photo: Lee Besford
Five years ago, Philip Leung was found rocking from side to side at the foot of his stairs, cradling his blood-stained partner, Mario Guzzetti. A short time later, Mr Guzzetti was dead, having suffered head injuries.
Last week, Mr Leung, 51, broke down in the same stairwell after learning he would stand trial over his former lover's killing - for the third time.
At his original trial in 2009, Mr Leung was acquitted of murder after a judge directed the jury to find him not guilty.
"We had an argument" ... Philip Leung and Mario Guzzetti.
The Crown, however, used NSW's controversial double jeopardy laws, introduced in 2006, to have the verdict quashed.
Mr Leung then faced court on a manslaughter charge last April, but became the first person in Australian legal history to be acquitted twice by a judge's directed verdict. As he left court that day, he said he was ''finally free'' to move on.
He was wrong.
Last Tuesday, the unprecedented case took another twist: the NSW Court of Criminal Appeal upheld a second appeal by the Crown and ordered that Mr Leung again be tried for manslaughter.
According to uncontested facts referred to in the judgment by the appeal court, Mr Leung and his partner had been together since 2001, but a month before his death, Mr Guzzetti, 72, had told a friend he wanted to end the relationship because Mr Leung was becoming aggressive and frightening him. On the morning of April 7, Easter Eve in 2007, a neighbour heard two voices arguing at the couple's shared home in Alexandria, followed by a loud bang that resembled ''a shelf falling, and pots and lids falling to the ground''. She also later heard Mr Leung crying, ''like roaring or having a tantrum''. Almost an hour after the initial bang, Mr Leung called an ambulance, stating: ''I had a fight with my friend and my friend dead.''
When the first witnesses arrived at the scene, they found Mr Leung sitt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staircase. Holding Mr Guzzetti, he said to an acquaintance: ''I want my Mario … Mario, wake up.''
He told another friend: ''We had an argument … I was making carrot juice and he [Mario] kept at me.'' Mr Guzzetti had stopped breathing before paramedics arrived and in an interview at Redfern Police Station that same day, Mr Leung could not recall the vital moments before his death. ''We have breakfast, Mario argue with me. He criticise me a lot … and then my head starts spinning.''
Mr Leung was charged with murder. At his trial in May 2009, the Crown alleged the couple argued while Mr Leung was making a carrot juice, resulting in him striking his lover with a bloodstained juicer that was found on the floor beside Mr Guzzetti's body, and also by applying additional pressure to his neck. However, crucial medical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proved inconclusive, with both a forensic pathologist and neuropathologist concluding Mr Guzzetti's blunt force head injuries were consistent with both a physical attack using the juice extractor - and a fall.
Equally, it was advised that bruising around the neck could have been the result of either force, or amateurish attempts at resuscitation. Consequently, Justice Stephen Rothman delivered a directed not-guilty verdict, ruling the Crown had failed to properly establish how Mr Guzzetti had died. In April last year, Justice Michael Adams reached the same conclusion, directing a second jury to find Mr Leung not guilty.
But on two occasions now, the Crown has utilised double jeopardy laws that permit appeals in homicide cases settled by a judge's directed verdict. In its latest appeal, the Crown pointed to the fact that prior to the second trial, Dr Paul Botterill, who had conducted the original autopsy, inspected the premises and staircase area where the death occurred. After that visit, he concluded the likelihood of the injuries being caused by falling from the top of the stairs - which change direction and feature a quarter landing - was at most a ''theoretical possibility''.
Mr Leung's lawyers, meanwhile, argued that with two Supreme Court judges having twice dismissed the case, a third retrial would ''undermine community confidence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t was also pointed out that Mr Leung had ''clearly suffered'' following four months of imprisonment, strict bail conditions, as well as five years of continuing stress and uncertainty that had arisen from the Crown appeals.
In his judgment on Tuesday, the NSW Chief Justice, Tom Bathurst, said based on all available evidence, and particularly the fact that both men were alone in the house, it was ''by no means certain'' that a jury verdict of guilty would be set aside as ''unreasonable''.
He overturned the acquittal, adding it was now a matter for the prosecution to determine whether to proceed for a third time against Mr Leung.
Mr Leung is on bail for manslaughter and a trial date is yet to be set. When that day arrive, he will become the first person in Australian legal history.(25/3/2012 Sydney Morning Herald)
我在2011年5月1日寫了一罪兩審 Double Jeopardy 一文，評論新州在一罪可以兩審的新法例實施之後，首宗引用有關法例的檢控。被告兩審再被判無罪(no case to answer)，以為塵埃落定，殊不知來個一罪三審。可惜判辭尚未上載，看不到討論的理據，難以置喙。恕我孤陋寡聞，在這種情況下被告第三次審訊，大概是施行普通法法律制度國家中，聞所未聞之事。
件案在上訴得直後發還重審並不罕見，性質卻與此案迥異。常見上訴後發還重審的案件，都是被告被定罪後提出的上訴，因應案情事實也好，法律觀點也好(on facts or on law)。推翻定罪之餘，基於存著足以把被告定罪的表面證據，才會考慮是否重審。至於控方對被告被判無罪而提出的上訴，都是基於原審法官在法律上犯錯，才會作出。以本案而言，兩次審訊，不同的法官，都覺得沒有結論性的證據，足以把被告定罪，故此引導陪審團判被告無罪。第二次審訊時，證據跟第一次大致相同。就算第三次審，也看不到控方可舉出任何新證據，為何還要纏擾下去？所謂沒有結論性的證據，據報章報導：crucial medical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proved inconclusive, with both a forensic pathologist and neuropathologist concluding Mr Guzzetti's blunt force head injuries were consistent with both a physical attack using the juice extractor - and a fall. 控方法醫自己的結論都不排除死者跌死的可能性，正符合Galbraith ( R v Galbraith [1981] 1 WLR 1039)案在考慮無需答辯時所訂下的法律原則(second limb of Galbraith - namely that the evidence adduced is such that a jury could not properly convict on it – a ruling based on the court's view of the evidence)。
雖然這是一宗嚴重罪案，新州在2006年新訂了一罪可以兩審的法例，本案也符合法例的要求可以再檢控被告。是否再次檢控被告，始終應該考慮ne bis in idem(一罪不兩審)在普通法發展的根深蒂固概念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歐洲人權公約(因為澳洲並無人權法)中保障一罪不作兩審的概念。如果審訊這件案的兩位法官在控方結案時不引導陪審團作無罪裁決，任由審訊發展下去，至控辯雙方結案後，由陪審團退庭商議後裁定被告無罪，屆時就不能再檢控被告，因為在該種情況下的脫罪，已不符一罪可以兩審的檢控法則。第三次起訴，我覺得只是濫用司法程序的academic exercise。控方在本案應行使檢控酌情權(prosecutorial discretion)，終止這件案，才符合公眾利益。這件案存著的合理疑點，再審一次也不能消除。
2012年3月23日星期五
為唐英年奮鬥到底鼓掌
人代籲退選 唐堅持奮鬥到底
【明報專訊】沒有提名任何人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表示，唐英年近日違規泄露行政會議機密去指控梁振英，希望令選舉「流選」，是損人不利己、與中央對幹的表現，「到底是為大眾，還是為了報復？」他認為唐英年現時最好的做法，是宣布退選，並呼籲大家同心支持新任特首領導的政府。
唐英年昨日發表聲明澄清，指近日有謠言傳他今日會發表退選宣言，實屬假消息，旨在混淆視聽及製造混亂，打擊其競選團隊及支持者信心和士氣，他對這些不符合公平競選精神的拉票手法，深感憤怒。
唐英年在聲明表示，他會堅定不移、全力以赴、絕不退縮，奮鬥到底。
林大輝認落後﹕未完場仍有機
另外，唐英年的「家臣」、立法會議員林大輝在商台節目中表示，作為選委不希望流選，不同意界別、團體綑綁式投票，他承認現時唐英年的選舉形勢落後，不過並非一面倒，他估計現時梁唐是「六四之爭」，「正如足球賽一日未完，仍有機會反敗為勝，爭取在最後一分鐘射入網，甚至可以打加時」。 (23/3/2012明報)
標少過往對唐英年批評太多，總算找到稀有的機會為他鼓掌。唐英年豪宅僭建醜聞爆破的時候，標少認為他應該退選，發展至玉石俱焚來泄密的今天，他已經把政治生涯斷送了。到了這個時候，他已一錢不值，毫無利用價值，剩下來的是要撿回一些尊嚴的時候。挨到第15回合，還有10秒拳賽結束，只有笨蛋才會在最後一刻拋毛巾投降。他不退選，是唯一選擇。奮鬥到底也好，挨打到底也好，唐英年只好熬到頒佈賽果的時侯。屆時他的心情就會像澳洲的頭號通緝犯Malcolm Naden一樣，逃避緝捕七年之後，昨晨終於落網。他第一句講的話："Thank God. It's over. I've had enough."唐英年以後不用再選特首了，沒有任何包袱，可以繼續飲紅酒泡妞，到時的心情會是"My God. I've not had enough."
林大輝足球賽的比喻講得好，但演繹錯了。這場比賽是受到操控打假波的比賽，球員怎樣拚搏都不能改變賽果。唐英年輸了3球，敗局已定，到最後1分鐘追回1球，也於事無補。為唐英年泄密出謀獻策的軍師，是間接造就梁振英獲勝的關鍵人物，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當然趙子龍在百萬軍中藏阿斗，任憑將軍智勇雙全，奈何救了的是不成器的阿斗啊！有人燒錯了灶，押錯了寶。有人燒冷灶，淘了寶。
2012年3月22日星期四
明報在報導特首選舉的立場
讓事實說話 讓法治彰顯
【明報專訊】前日，李柱銘先生在本報副刊「時代版」撰文，題為〈《明報》淪為打手〉，這是十分嚴重的指控。不過，李先生的指控，並無實質證據支持，性質形同抹黑《明報》，損害《明報》的公信力，我們對此深表遺憾。就李先生的指控，我們有幾點與他商榷。(22/3/2012明報社評第一段)
揭唐宅僭建 一步一驚心
【明報專訊】自《明報》2月13日報道〈唐英年涉隱瞞僭建〉後，兩名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的負面新聞，可謂此起彼落，不絕於耳。雖然大多數公眾未必對《明報》揭發唐英年僭建報道的動機有什麼懷疑，但確實有一部分人持續質疑《明報》是別有用心，是「梁營放料炮打唐營的重磅炸彈」，更抨擊《明報》已淪為「打手」。
經編委會討論要求，我們決定進一步向外披露這宗新聞的採訪和報道過程。但我們必須申明，部分涉事人身分，或令人知悉涉事人身分等內容，實在無法完全公開，這是新聞工作者保護消息來源的最基本原則。 (22/3/2012明報節錄)
明報今天的社評，反駁李柱銘指摘其偏袒及支持梁振英的言論，怪不得在今天的要聞版，以揭唐宅僭建 一步一驚心為題，報導了揭露唐英年僭建事件的始末，印證沒有淪為打手的講法。標少看了明報30多年，一向覺得明報立場公正。最近刻意觀察我每天都看的明報及東方對唐梁兩人的報導態度，也思考過兩份報章是否兩營之間發放黑材料的打手。對於明報，我覺得報導中立持平，東方卻明顯偏袒梁振英，大肆批評唐英年。當然換一個角度看，唐英年遭猛烈批評，因為他笑料及廢話特別多。標少在blog裏也大肆批評唐英年，正因為他給我提供了大量寫作的素材，所以給人一種偏袒梁的印象。我也曾經講過，如果我可以投票，兩害取其輕，我投梁振英。基於這背景限制，便造成偏袒的效果。就算梁營向明報放料有關唐宅僭建，如果是事實，又具新聞價值，市民又有知情權，報導有何不妥？老權威的通病跟老人政治沒有分別。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梁振英會向廉署報案嗎？
批謊言「加鹽加醋」 不排除選舉後追究
對於唐英年連日來指控梁振英，羅范椒芬批評唐英年昨日再就事件「加鹽加醋」，又指唐英年講大話，並把行會「拖落水」犯了兩問題，梁原希望「以和為貴」，若唐英年不再提及事件便不跟進，但對方連日來繼續指控，她對此感到非常遺憾，梁辦表明希望選舉可以重回正軌，但不排除在3．25選舉日之後追究事件。
羅太認為，唐英年誣陷梁振英是「受人唆擺」，「我認識的唐生不是這樣，或者政治扭曲人性」，他形容唐過去面對爭論都面露笑容，根本不會出現因爭論而辭職（唐曾說若商台最終續牌不是12年便辭職），「因爭論便要辭職，只有我和（前教統局長）李國章先會做」。
(22/3/2012明報節錄)
梁營聲言或會到廉署報案，指摘唐英年捏造事實，作出虛假的指控，標少相信他們所指的是唐英年涉嫌觸犯法例第554章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6(1)條發布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的非法行為*，若果梁振英向廉署報案，肯定比唐英年備案的做法合理得多。然而，就算是這樣，都不具充足證據立案。貴為當年行政會議成員的大多數，都沒有為此表態，也不應肯定或否定唐英年的說法，否則便會間接泄露行會保密的討論。大家都不知道事實真相，又沒有逐字(verbatim)的記錄，事隔多年難以考究。況且在第26(4)條訂立了免責辯護：被告人如證明在作出有關陳述時有合理理由相信該項陳述是真確的，故此就算檢控唐英年都難以入罪。當選舉過後，這一切政治宣傳和打擊，都會落幕。一旦梁振英選不到特首而去報案，廉署也不會提出檢控，除了定罪機會不大之外，廉署要向當年行會成員錄取口供，逼使特首同意披露會議內容，權衡利害，絕對不合乎公眾利益。這裏所講的公眾利益是指檢控政策所考慮的公眾利益，而並非唐英年泄密藉以打擊對手那藉口。
*
(2) 任何候選人—
(3) 就本條而言，關於候選人的陳述，包括(但不限於)關於候選人的品格、資歷或以往的行為的陳述。
(4) 在就有人作出第(1)或(2)款所指非法行為的罪行而提起的檢控中，被告人如證明在作出有關陳述時有合理理由相信該項陳述是真確的，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對於唐英年連日來指控梁振英，羅范椒芬批評唐英年昨日再就事件「加鹽加醋」，又指唐英年講大話，並把行會「拖落水」犯了兩問題，梁原希望「以和為貴」，若唐英年不再提及事件便不跟進，但對方連日來繼續指控，她對此感到非常遺憾，梁辦表明希望選舉可以重回正軌，但不排除在3．25選舉日之後追究事件。
羅太認為，唐英年誣陷梁振英是「受人唆擺」，「我認識的唐生不是這樣，或者政治扭曲人性」，他形容唐過去面對爭論都面露笑容，根本不會出現因爭論而辭職（唐曾說若商台最終續牌不是12年便辭職），「因爭論便要辭職，只有我和（前教統局長）李國章先會做」。
(22/3/2012明報節錄)
梁營聲言或會到廉署報案，指摘唐英年捏造事實，作出虛假的指控，標少相信他們所指的是唐英年涉嫌觸犯法例第554章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26(1)條發布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的非法行為*，若果梁振英向廉署報案，肯定比唐英年備案的做法合理得多。然而，就算是這樣，都不具充足證據立案。貴為當年行政會議成員的大多數，都沒有為此表態，也不應肯定或否定唐英年的說法，否則便會間接泄露行會保密的討論。大家都不知道事實真相，又沒有逐字(verbatim)的記錄，事隔多年難以考究。況且在第26(4)條訂立了免責辯護：被告人如證明在作出有關陳述時有合理理由相信該項陳述是真確的，故此就算檢控唐英年都難以入罪。當選舉過後，這一切政治宣傳和打擊，都會落幕。一旦梁振英選不到特首而去報案，廉署也不會提出檢控，除了定罪機會不大之外，廉署要向當年行會成員錄取口供，逼使特首同意披露會議內容，權衡利害，絕對不合乎公眾利益。這裏所講的公眾利益是指檢控政策所考慮的公眾利益，而並非唐英年泄密藉以打擊對手那藉口。
*
| 條： | 26 | 條文標題： | 發布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的非法行為 | 版本日期： | 03/03/2000 |
(2) 任何候選人—
- (a)為促使他或跟他有關聯的候選人當選；或
(b) 為阻礙另一名候選人或另一些候選人當選，
(3) 就本條而言，關於候選人的陳述，包括(但不限於)關於候選人的品格、資歷或以往的行為的陳述。
(4) 在就有人作出第(1)或(2)款所指非法行為的罪行而提起的檢控中，被告人如證明在作出有關陳述時有合理理由相信該項陳述是真確的，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2012年3月21日星期三
盡職誓言和官方機密條例
法律學者﹕沒違保密法 只可申禁令
香港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張達明亦稱，行會聲明中立，無證實唐說法，但政府可採取法律行動不多，因為唐的說法沒違反官方保密法，政府最多只可申請禁制令，不准他再講。 (21/3/2012明報節錄)
標少同意張教授所講，唐英年沒違反官方保密法。可能不少人會把行政會議的盡職誓言和官方機密條例混淆。我在唐英年政治生涯劃上休止符之二：張達明教授的謬誤 一文講過，行政會議成員接受任命時必須作出盡職誓言，才符合法例第11章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8條的要求。遵守保密的事項是行政會議裏所討論的事情。官方機密條例屬法例第521章，旨在管制未經授權而取得或披露官方資料，所指的資料是有關國防安全及諜報活動，而並非一般行會討論的政府政策方針那一類。官方機密條例要管制間諜搜集資料，損害國家安全那類的泄密。如果唐英年通敵賣國，違反官方機密條例，隨時被國安局用「大飛」運上去在名副其實的地牢裏嚴刑逼供。唐英年現在的泄密就像離職的教師向學生泄露試題，之後又想返回學校做校長一樣。
檢控官出身 判刑不手軟？
檢控官出身 判刑不手軟
【明報專訊】檢控官出身的裁判官羅德泉一向「嫉惡如仇」，為打擊罪犯，判刑絕不手軟。2009年西九龍衝鋒隊警長在油麻地警署濫用私刑，打凹帶署搜身疑犯的人造頭骨，反過來誣告疑犯，羅德泉當時判警長入獄10個月，更斥責被告「隻手遮天的惡行只在上世紀的黑暗年代或電影情節出現，不料竟然在今天文明法治的香港警局內發生，不嚴正處理會令人對警察失去信心。」 (21/3/2012明報節錄)
明報講裁判官羅德泉(Peter Law)判刑不手軟是事實，但他並非檢控官出身。羅官在1987至1995年間是私人執業的大律師，到1995年才加入司法機構成為裁判官，在此之前沒有做過政府律師。大概從92年開始，他確實接過不少外判檢控工作，間中成為外判檢控官(counsel on fiat)，主要是裁判法院的工作。在香港的大律師當中，也有不少人接過外判的檢控工作的，所以大律師有時代表控方，有時代表辯方，是很平常的情況。不要以為檢控官出身的法官就一定「又釘又重」，希望明報這錯誤報導不會使人對羅德泉產生錯誤印象，以為他是檢控官出身，所以嫉惡如仇。
2012年3月20日星期二
唐英年向廉署備案的謬誤
唐廉署備案 梁﹕賊喊捉賊
稱防暴隊論來自行會 發律師信促為「誹謗」道歉
【明報專訊】特首候選人唐英年上周五指控梁振英在23條討論上提出以防暴隊及催淚彈對付示威者，他昨承認上述言論是來自2003年七一遊行後政府討論強推23條立法的行政會議。唐英年更主動就梁指摘他造一事，向廉政公署備案，反指控梁對他作出失實聲明。唐又發出律師信，要求梁收回「誹謗言論」並道歉，更下戰書說﹕「如果梁振英認為我言論誹謗，我大可歡迎他告我誹謗。」
梁振英反擊指唐英年「誹謗」他，唐卻反而指自己被人誹謗，「這是賊喊捉賊」。另一候選人何俊仁指應有獨立機構去調查兩人「誰講大話」。
昨晚由選委合辦的「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有逾600名選委到場，甫開場，梁振英便批評有人造指控，惡意抹黑，「甚至不惜以不法及不道德手段攻擊我誠信，謀殺我人格」。其後他嚴正聲明自己不是共產黨員，亦沒在03年提出以防暴隊對付示威者，以及沒提出過縮短商台的續牌年期
唐英年在開場白解釋冒風險提出這兩指控，是認為公眾知情權比保密要求重要，又批評在03年香港處於十字路口，梁振英仍以強硬態度推23條和阻撓商台續牌是「愚不可及，加強矛盾」，錯估形勢及一錯到底。
唐﹕倘有誹謗 歡迎梁告我
在市民書面提問環節，有市民問到唐英年的兩大指控有什麼證明，唐透露已先發制人﹕「對於梁生誹謗性言論（指唐造事件），我做了兩件事。今日（昨日）我去廉署備了案；第二我委派了律師寫信給梁生，要求他撤回言論和公開道歉。」 (20/3/2012明報節錄)
看到這則新聞不禁失笑，唐營的團隊陣容鼎盛，裏面一定包括不少資深法律界人士，況且還向梁振英發了要求撤回言論及道歉的律師信，唐英年怎能夠為了指控梁振英誹謗而向廉政公署備案？誹謗在香港是純民事訴訟，不是警察或廉署會受理的事情，他們管的是刑事案，廉署接手調查的案件範圍更狹窄，何必浪費公帑，浪費廉署人員的工作時間，走去備案。何謂備案？備案即要求記錄在案，保留日後追究的權利。可是，不論誹謗指控怎樣發展下去，都不涉廉署職權範圍，這種備案的做法，純粹是政治宣傳，對追究誹謗責任完全沒有作用。如果梁振英不肯撤回言論及道歉，下一步就只有入禀法院，要求賠償。在整個法庭程序中，廉署都不會扮演任何角色，這備案的做法除了是宣傳，還可以是甚麼？另一方面，廉署也不應該接受唐英年的備案，換了是標少為了被人誹謗去備案，肯定給人攆走。唐英年這手段，跟陳嘉桓在內地被非禮一樣(見陳嘉桓案香港管不了一文)，向香港警方備案，只有宣傳效果，沒有實際作用。如果他們不是有點名聲地位，警方及廉署都不受理，兩天前不是有一則新聞講一位女士向警方報案，投訴在印度被男團友非禮，香港警方不受理的嗎？想做特首，也要搞清楚香港的法律制度，司法管轄範疇。當然，唐英年若果還有這一絲幻想，恐怕離幻滅的時候不遠。
2012年3月19日星期一
唐英年政治生涯劃上休止符之三：唐英年在法理上不能當行政長官
唐營﹕唐仍想贏 料提新事件
該唐營中人又稱，唐英年目前仍然想贏，並非只求與梁「玉石俱焚」。唐英年昨日特別與泛民資訊科技界的選委會面，游說他們支持自己。據悉，會上唐英年提及梁振英一旦當上特首後對香港的壞處，亦有重提上周五所講的商台續牌及23條事件，聲言自己是講真話。 (19/3/2012明報節錄)
對上一個blog講有關香港法例第11章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不遵從的後果我講錯了，後果是指不肯作誓言的後果，而並非泄密的後果。無論如何，身為行政會議成員，作出誓言是法例上訂下的要求，這一點絕對沒有講錯。
唐英年泄露行政會議討論內容，違反誓言，法例裏沒有訂下任何懲處的條文，也沒有罷免的條款，在法理上應該怎樣看待呢？如果唐英年在任內違反誓言，行政長官應該把他罷免。如果唐英年並非行會成員，將來則不可任用。
從香港法例第11章宣誓及聲明條例可看到，有關不可泄密的誓言有兩處，分別是行政會議成員的盡職誓言(The Oath of Fidelity)及行政會議秘書及行政會議副秘書的保密誓言(The Oath of Secrecy)，而且作出誓言的要求用上強制性(mandatory)的「須」(shall)字，而並非酌情性(discretionary)的「可」(may)字。由此可見行政會議的保密要求，極其嚴格。不肯作出誓言的行政會議成員，尚且會被罷免，刻意泄密的人又怎能再當上行會成員呢！行政長官是行政會議的主席，刻意違反行政會議誓言的人又怎能當行政長官呢！不要小覷保密的重要性，那是一套講誠信自律的行政制度。刻意違反誓言而並非說溜了嘴，證明唐營不惜犧牲唐英年的政治前途，要和梁振英同歸於盡。公眾利益當然有凌駕性，出於唐英年的口卻是政治手段的幌子。唐英年真的仍想贏嗎？正是：唐唐幻想得天下，賠了夫人又拆屋。
2012年3月18日星期日
唐英年政治生涯劃上休止符之二：張達明教授的謬誤
違行會誓言 可民事追討
【明報專訊】行政會議成員須根據香港法例第11章《宣誓及聲明條例》宣誓，「……除獲行政長官的授權外，決不向任何人泄露行政會議的議程、所討論的內容及情以及基於行政會議成員身分而獲得的任何文件，或獲知的任何事情，不以職務之便謀取私利或協助他人謀取私利，並就行政會議作出的一切決定，負起集體責任」。
港大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張達明說，行會保密守則只是「入面的遊戲規則」，不是法例，而且時間愈遠，效力愈低。若有人違反，只可以由民事途徑追討，當事人不會有刑事責任。他個人認為，對比梁振英在任時常有意無意公開行會部分內容，唐在公眾利益和官方保密之間，已「最好處理」，做法「無乜大問題」。 (18/3/2012明報)
張達明教授講行政會議的保密守則只是「入面的遊戲規則」而不是法例，這講法並不正碓。行政會議成員須根據香港法例第11章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8條宣誓，法例這樣寫：
(1) 行政會議成員須於獲委任後盡快作出盡職誓言，以及作出行政會議誓言。
有關法例附表2列出行政會議的盡職誓言及行政會議誓言內容，作出誓言本身是法例上的要求，我真不明白張教授怎能說保密守則不是法例。假設唐英年所講屬實而並非捏造，他便違反法例上要求的誓言，即決不向任何人泄露行政會議所討論的內容，但就算這樣，他也不會受到刑事檢控，因為違反第18(1)條，在法例上並沒設有刑事罰則，不遵從的後果在第21條訂明：
如任何人獲妥為邀請作出本部規定其須作出的某項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
- (a) 該人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及
(b) 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其就任資格。
唐英年把泄密解釋作為了公眾利益，言下之意是否在說行政會議在密謀有違公眾利益的事，幸好有他戳破，為何在2003年不站出來維護這公眾利益呢？唐營的「斬首行動」，看來是斬傷了梁振英，引頸就戮的卻是唐英年。
2012年3月17日星期六
唐英年政治生涯劃上休止符
剛在YouTube看了特首候選人的電視辯論，使我對唐英年的應對能力刮目相看，原來他並非笨嘴笨舌，還有點quick wit。當一個人身上纏了炸彈，把生命豁出去，一心與敵人同歸於盡，體內潛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在死亡一刻，盡顯光芒。。
唐英年自知獲選無望，最後策略是要把梁振英拉垮，為他陪葬。唐英年這做法有可能粉碎梁振英的特首夢，可是自己卻要付出沉重代價。把行政會議的秘密內容抖出來，唯一目的是打擊對手，這種手法拙劣，違反誠信。唐英年的政治生涯，也會隨著這次泄密劃上休止符。作為制訂管治政策的成員，會議決策採用集體負責制，個別人看法與主流意見相左，也不得吭聲。若果唐英年為了不肯做昧於良心的事而成為whistleblower，當作別論。可是，他現在的手法就像出賣自己的戰友來向敵人投誠獻媚，這種人靠不住，沒有人敢相信。就算梁振英這次出選落敗，他仍然會在政壇活躍，是招攬的對像。唐英年卻臨死掙扎，來個魚死網破，萬劫不復。
唐英年自知獲選無望，最後策略是要把梁振英拉垮，為他陪葬。唐英年這做法有可能粉碎梁振英的特首夢，可是自己卻要付出沉重代價。把行政會議的秘密內容抖出來，唯一目的是打擊對手，這種手法拙劣，違反誠信。唐英年的政治生涯，也會隨著這次泄密劃上休止符。作為制訂管治政策的成員，會議決策採用集體負責制，個別人看法與主流意見相左，也不得吭聲。若果唐英年為了不肯做昧於良心的事而成為whistleblower，當作別論。可是，他現在的手法就像出賣自己的戰友來向敵人投誠獻媚，這種人靠不住，沒有人敢相信。就算梁振英這次出選落敗，他仍然會在政壇活躍，是招攬的對像。唐英年卻臨死掙扎，來個魚死網破，萬劫不復。
盜竊
唱霸王K食霸王餐 無業男認罪還押
【明報專訊】無業男9日內在沙田區分別唱霸王K及食霸王餐被拘，獲准保釋後潛逃，至本月初始被捕。身為家中獨子的他，昨承認兩項以欺騙手段取得服務罪，被裁判官指斥：「成日食飯唔畀錢又著草，經濟困難又去卡拉OK……點做屋企經濟支柱？」
被告蔡修賢（25歲）有5次案底，其中3次涉及不誠實，曾判處感化令，但其後違反命令。辯方求情稱，被告父親10多年前去世，被告曾任兼職侍應，是家庭經濟支柱，因生活困難犯案，母親亦願意代兒子賠償及尋求社工協助。
稱財困下犯案 官：無錢又唱K？
暫委裁判官水佳麗即時反駁：「成日食飯唔畀錢又著草（潛逃），點做屋企經濟支柱？」裁判官指，由母親賠償是「罰佢，（被告之後）又出去食霸王餐」，又質疑被告經濟困難卻去卡拉OK，直言此非求情理由。(17/3/2012明報節錄)
窮爸爸偷衣服文具判服務令
【明報專訊】育有6名年幼兒女的地盤工爸爸，因患病整月，家庭經濟陷入困境，在超市盜竊逾萬元文具衣服給子女。「窮爸爸」昨被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承諾不會再犯，「做榜樣畀小朋友」。
被告楊軍（33歲）早前承認1項盜竊。裁判官引述感化報告稱，相信被告一時貪心，考慮其犯案原因、家庭狀，接納感化官建議判處服務令。被告在庭上表示會改過，並感謝裁判官輕判。
為6子女偷萬元貨
案情指去年11月12日，被告在黃埔花園吉之島超市，偷取大量日用品、食品、衣服、書籍和文具，總值1.17萬元。辯方求情時稱，被告有6名2至9歲的子女，靠被告一人工作養家，所有物品都是偷給子女。(17/3/2012明報)
一個吃霸王餐唱霸王K，一個盜竊養家，都是干犯盜竊罪條例(Theft Ordinance)裏的控罪。吃霸王餐這仁兄是好吃懶做之徒，並不是飢餓難耐，忍不住以身試法，把他判監，除了他母親，沒有人會拭淚。可能我為人涼薄，為子女去盜竊的這位仁兄，我也不同情。不論是一孩政策，抑或「兩個夠晒數」，要生多少孩子，都有經濟能力的考慮。6名2至9歲的子女，即一年生一個，這老兄就算做法官也未必養得起。如果不節育，就干脆絕育，為何年年有出？而且他偷了365件東西，總值1.17萬，這並不是店鋪盜竊(shop theft)，是名符其實的掃貨。以社會服務令作懲處，是極寬宏的判罰。
80年代以前，自助式購物還未普及，你要買甚麼東西，就叫售貨員給你拿。後來發展開放式的貨架，顧客選擇貨物後到收銀處付款，盜竊的案件多了，被盜的貨物數量也大增。有見及此，警方把這種原本叫「高買」(shoplifting)的順手牽羊盜竊行為，在落案時改為店鋪盜竊(shop theft)，凸顯罪行的嚴重性。當然對初犯者盜竊小量財物而言，刑罰方面變化不大。
順帶一提，暫委裁判官Kelly Shui用辭不夠莊重。Kelly做了20年大律師，就算代表被告，為了言談之間容易溝通，也應避免用下三濫的語言，要用的話，用「劈保」好過「著草」。做了法官，坐在公堂之上，必定要使用切合身分的說話，才能彰顯法律的莊嚴。
2012年3月14日星期三
強姦受害者變成被告
Shock justice: rape victim jailed but fails to win appeal
March 14, 2012 - 6:16PM
A woman who was jailed after falsely withdrawing allegations that her husband repeatedly raped her and forced her into prostitution has failed in a bid to have her conviction quashed, in a shock judgment by a British court.
Her lawyers called the failed appeal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judgments to come out this year on women's – and thus human – rights".
The 29-year-old woman, a mother of four known as Sarah, was jailed for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in November 2010 by a judge in north Wales after she backed down on allegations that her husband raped her six times.
Sarah served 18 days of an eight-month jail sentence after successfully appealing against her punishment, with the most senior member of the judiciary in England and Wales saying there should be a "broad measure of compassion for a woman who had already been victimised".
She served a community sentence instead and was under a two-year supervision order.
But her bid to have her conviction quashed was thrown out by an appeals court this week, despite the judges accepting she was suffer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t the time she retracted her allegations.
She said she was under intense pressure from her husband, known as Ray, and his sister to back down from the allegations.
But the lord chief justice, Lord Judge said there was no "viable defence of duress".
"If she had been threatened by him with violence if she did not withdraw the complaint, as it seems to us,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she would not have said so at the time [that she retracted her allegation of rape].
"If she was asserting that he forced a retraction by raping her or threatening to rape her, there was no reason why she should not also have explained her retraction of the rapes by reference to any such threats."
Her lawyers had told the hearing her allegations were that her husband had repeatedly raped her and forced her into prostitution, driving her to a brothel and then taking her earnings.
One of her lawyers, David Malone, said he was "shocked" that a "prosecution that should never have been brought" had been upheld.
The legal team were now discussing whether to take the case to the Supreme Court in an attempt to change the law.
"This was not a case in which justice was done or seen to be done," Mr Malone said.
"The law simply cannot tolerate a situation whereby such an injustice is maintained because of perceived constraints in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Clearly the law must accommodate justice being done in this case or it should be changed."
(Reported in Sydney Morning Herald 14/3/2012)
Sydney Morning Herald今天的頭版新聞用Shock Justice用得有點誇張，報章片面報導這件案可能使女權份子跳出來大聲疾呼，看了原判辭你會有不同的體會。昨日才上載這88段長的判辭並不難讀，連結在此 A v R 〔2012〕EWCA Crim434。EWCA Crim即是England and Wales Court of Appeal (Criminal Division)(http://www.bailii.org/ew/cases/EWCA/Crim/2012/434.html)。上訴人被丈夫強姦繼而逼她賣淫賺錢，到頭來反而被控妨礙司法公正，表面看是難以接受的結果，但看了判辭詳細的交待，可以看到上訴人不單只不肯上庭指證丈夫，她的講法反覆無常，不論是警方或者她的代表律師，都多番提醒她要講事實真相，她不只一次承認自己誣告丈夫，又堅持要認罪。她可能不是罪有應得，但從法律觀點看，定罪並沒有錯，上訴庭的看法是
As it seems to us, Mr Quinn's submission overlooks the seriousness involved of the offence committed by the appellant. If the allegation of rape was true, the appellant had deliberately and falsely and persistently chosen to exonerate the man who had raped her. The real issue for the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was the form of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which should be prosecuted, not whether there should have been any prosecution at all. (para 78 A v R)
上訴人在一審定罪後，傳媒廣泛報導事件，導致刑事檢控專員訂出新檢控政策，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控方會行使酌情權(prosecutorial discretion)，不予檢控。上訴庭認為這並非終止聆訊或推翻定罪的理由。
In summary, when it is sought to advance an argument for a stay by reference to policy or guidance issued by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by way of emphasis it is worth repeating, first, that the decision whether to prosecute or not must always be made by the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and not the court. The court does not make prosecutorial decisions. Second, provided there is evidence from which the jury may properly convict, it can only be in the rarest circumstances that the prosecution may be required to justify the decision to prosecute. Third, the decision whether or not to prosecute in most cases requires a judgment to be made about a multiplicity of interlocking circumstances. Therefore even if it can be shown that in one respect or another, part or parts of the relevant guidance or policy have not been adhered to,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re was an abuse of process. Indeed, it remains open to the prosecution in an individual case, for good reason, to disapply its own policy or guidance. (para 84 A v R)
上訴庭強調，法官不能越狙代庖，為控方決定犯罪的人應否受到檢控。. It is not the function of the court to substitute its own view for that of the Crown about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a prosecution.(para 83 A v R)在這方面的理念，某些香港上訴法院的法官可能要學習一下。
Her lawyers called the failed appeal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judgments to come out this year on women's – and thus human – rights".
The 29-year-old woman, a mother of four known as Sarah, was jailed for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in November 2010 by a judge in north Wales after she backed down on allegations that her husband raped her six times.
Sarah was charged after admitting to police her retraction was false, not the allegations of rape, The Guardian reported.
She then pleaded guilty to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in retracting the allegations, which a judge had found to be "truthful", and she was therefore convicted and jailed.Sarah served 18 days of an eight-month jail sentence after successfully appealing against her punishment, with the most senior member of the judiciary in England and Wales saying there should be a "broad measure of compassion for a woman who had already been victimised".
She served a community sentence instead and was under a two-year supervision order.
But her bid to have her conviction quashed was thrown out by an appeals court this week, despite the judges accepting she was suffer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t the time she retracted her allegations.
She said she was under intense pressure from her husband, known as Ray, and his sister to back down from the allegations.
But the lord chief justice, Lord Judge said there was no "viable defence of duress".
"If she had been threatened by him with violence if she did not withdraw the complaint, as it seems to us, it is inconceivable that she would not have said so at the time [that she retracted her allegation of rape].
"If she was asserting that he forced a retraction by raping her or threatening to rape her, there was no reason why she should not also have explained her retraction of the rapes by reference to any such threats."
Her lawyers had told the hearing her allegations were that her husband had repeatedly raped her and forced her into prostitution, driving her to a brothel and then taking her earnings.
One of her lawyers, David Malone, said he was "shocked" that a "prosecution that should never have been brought" had been upheld.
The legal team were now discussing whether to take the case to the Supreme Court in an attempt to change the law.
"This was not a case in which justice was done or seen to be done," Mr Malone said.
"The law simply cannot tolerate a situation whereby such an injustice is maintained because of perceived constraints in the current legal framework.
"Clearly the law must accommodate justice being done in this case or it should be changed."
(Reported in Sydney Morning Herald 14/3/2012)
Sydney Morning Herald今天的頭版新聞用Shock Justice用得有點誇張，報章片面報導這件案可能使女權份子跳出來大聲疾呼，看了原判辭你會有不同的體會。昨日才上載這88段長的判辭並不難讀，連結在此 A v R 〔2012〕EWCA Crim434。EWCA Crim即是England and Wales Court of Appeal (Criminal Division)(http://www.bailii.org/ew/cases/EWCA/Crim/2012/434.html)。上訴人被丈夫強姦繼而逼她賣淫賺錢，到頭來反而被控妨礙司法公正，表面看是難以接受的結果，但看了判辭詳細的交待，可以看到上訴人不單只不肯上庭指證丈夫，她的講法反覆無常，不論是警方或者她的代表律師，都多番提醒她要講事實真相，她不只一次承認自己誣告丈夫，又堅持要認罪。她可能不是罪有應得，但從法律觀點看，定罪並沒有錯，上訴庭的看法是
As it seems to us, Mr Quinn's submission overlooks the seriousness involved of the offence committed by the appellant. If the allegation of rape was true, the appellant had deliberately and falsely and persistently chosen to exonerate the man who had raped her. The real issue for the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was the form of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which should be prosecuted, not whether there should have been any prosecution at all. (para 78 A v R)
上訴人在一審定罪後，傳媒廣泛報導事件，導致刑事檢控專員訂出新檢控政策，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控方會行使酌情權(prosecutorial discretion)，不予檢控。上訴庭認為這並非終止聆訊或推翻定罪的理由。
In summary, when it is sought to advance an argument for a stay by reference to policy or guidance issued by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by way of emphasis it is worth repeating, first, that the decision whether to prosecute or not must always be made by the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and not the court. The court does not make prosecutorial decisions. Second, provided there is evidence from which the jury may properly convict, it can only be in the rarest circumstances that the prosecution may be required to justify the decision to prosecute. Third, the decision whether or not to prosecute in most cases requires a judgment to be made about a multiplicity of interlocking circumstances. Therefore even if it can be shown that in one respect or another, part or parts of the relevant guidance or policy have not been adhered to, it does not follow that there was an abuse of process. Indeed, it remains open to the prosecution in an individual case, for good reason, to disapply its own policy or guidance. (para 84 A v R)
上訴庭強調，法官不能越狙代庖，為控方決定犯罪的人應否受到檢控。. It is not the function of the court to substitute its own view for that of the Crown about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a prosecution.(para 83 A v R)在這方面的理念，某些香港上訴法院的法官可能要學習一下。
2012年3月10日星期六
罰款分級制的案例
有朋友見標少是閒雲野鶴，電郵了一條法律問題給我作週末消磨時間之用，當我正在老眼昏花地翻查案例時，湊巧找到潘敏琦法官在2010年的一宗判辭，談及怎樣闡釋及應用100,000元或以下罰款分級制，及其立法原意。雖然潘法官這判辭並非我在找尋的法律問題的答案，這判辭卻十分有用，亦印證了我在從判辭看法官的水平一文對高等法院暫委法官杜麗冰的批評，看法正確。在下面張貼了潘法官的判辭，並在重要討論處著色。
看到有用的案例，難掩心中喜悅，更不會吝嗇與人分享，故此寫blog為記。年紀大了，記憶力差了，這些案例總是看一件忘一件。偶然再相遇，比吃吉品鮑魚更快慰，精神上也可大快朵頤。
看到有用的案例，難掩心中喜悅，更不會吝嗇與人分享，故此寫blog為記。年紀大了，記憶力差了，這些案例總是看一件忘一件。偶然再相遇，比吃吉品鮑魚更快慰，精神上也可大快朵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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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MA579/2010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判罪及減刑上訴
案件編號：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10年第579號
(原屯門裁判法院傳票案件2009年第92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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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潘敏琦
聆訊日期：2010年9月28日及10月6日
判案日期：2010年10月6日
判案書
1. 上訴人在聆訉後被裁定一項在公衆／私人地方的妨擾罪罪名成立，違反香港法例第 228 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1) 條，被判罰款2,000 元及堂費3,000 元。上訴人不服，就定罪和判罰提出上訴。
控方案情
2. 控方第一和第二證人事發時居住在上訴人隔鄰之單位，兩單位外走廊位置在案發前兩天安裝了一部具針孔鏡頭之攝影機，可拍攝兩單位外的情況。當天下午，兩名控方證人先後從外歸家，二人均發現單位之大門、鐵閘及地上留有發出異味之液體，他們相信該等液體為尿液，而警方及保安員亦於不久後到場。3. 攝影機所錄影有關時段之錄像其後被抄寫在磁光碟上，裁判官滿意該磁光碟在呈堂之前受妥善保管，光碟上之錄像沒有受任何干擾。 4. 裁判官描述錄影記錄顯示如下： 5. 第一證人在庭上觀看光碟，辨認出該從H 室出來的男子是上訴人。警員當晚於H 室找到上訴人，上訴人當時否認曾將液體潑向J 室之木門。
辯方證供
6. 上訴人供稱其當天早上六時許已離家，案發時並不在現場，他堅稱光碟所顯示從H 室出來之人士並不是他，他從來沒有在J 室外潑液體，又指該光碟只顯示該男子將手伸出，並不能顯示該男子潑出液體，他又稱從控方所獲的光碟副本與呈堂之光碟為兩個不同之版本。
上訴理由
7. 上訴理由現綜合概述如下：(1) 第 228 章之《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1) 條名為“在公眾地方犯的妨擾罪”，不適用於私人地方；
答辯人回應
8. 答辯人指，裁判官聆聽證人及上訴人的證供，亦觀看記錄了本案事發時的光碟，有權憑藉光碟所展示，作出轉身面向鏡頭的人是上訴人及上訴人曾向第一證人之大門潑出液體的事實裁斷，他拒納上訴人的證供及接納控方證供的理據充分，定罪並無不穩妥之處。
裁決
9. 本席先處理上訴理由(1)和(2)。第 4(1) 條名為“在公眾地方犯的妨擾罪等”，條文中列出不同干犯此罪的作為，包括：10.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李慶權，HCMA251/2010一案中，李瀚良暫委法官説： 11. 上訴人力陳有關條例不適用於私人地方，及本案缺乏可證明液體是惡臭的物品的證據，乃對條例有所誤解。根據該條例第 2 條的釋義： 12. 如上所述 ，拋擲發出惡臭或令人厭惡的物品、或其他髒物，均屬干犯此罪的不同作為。 13. 裁判官正確指出： 14. 本案中並無任何證供顯示呈堂的光碟可能被干擾，此乃純屬上訴人一廂情願的說法。裁判官作為事實最終的裁斷者有權憑藉磁光碟上之錄像及控方證人的證供作出向第一證人之大門潑出液體的人乃上訴人之事實裁決。本席並不會干預裁判官作出之事實裁斷。上訴定罪駁回，維持原判。
判罰上訴
15. 上訴人指條例最高之刑罰為500 元或監禁3 個月，裁判官判罰款2,000 元，超出最高之刑罰之上限，及無理判他須支付高達3,000 元堂費，未有考慮他支付龐大金額的能力。16. 答辯人則指，雖然過往案例顯示，原訟法庭就法庭是否可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13C 條對其他法例所訂明的最高款額作出上調並不完全一致，但他依賴HKSAR v Tang Ka Nin(鄧嘉年), HCMA98/2010一案，及1994 年的刑事程序(修訂)議案於立法會二讀審議時，當時的律政司司長向當時的立法會主席作出的陳述，認為裁判官的闡釋與立法原意相符，通過《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13C 條，裁判官就該條例可判處第 1 級罰款(即1 元至2,000 元)，而不受制於《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33) 條的最高之刑罰。 17. 答辯人續指，上訴人的行為令人憎厭，答辯強詞奪理。判訟費令實無可詬病。 18.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13C(2) 條： 19. 1 元至2,000 元屬第 1級罰款。然而，原訟法庭就法庭是否可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13C 條對其他法例所訂明的最高款額作出相應上調一點，則眾說紛紜不一，現按先後時序列舉如下： (1) 王見秋暫委法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陳學坤，HCMA61/2002一案指出，既然香港法例第374章《道路交通修例》第 46(1) 條列明最高罰款是500 元，裁判官在無充分理由引用《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113C 條判罰1,000 元並不適當；20. 事實上，Sentencing in Hong Kong, Cross and Cheung, 5th Edition一書就第 113B和113C 條說(at page 241)： 21. 1994 年的刑事程序(修訂)議案於立法會二讀審議時，當時的律政司司長向當時的立法會主席作出以下的陳述： 22. 由此可見，不少法例之罰款上限並沒有與時並進，但逐一修改，立法程序繁複，第 113C 條是在此情況下應運而生，可省卻逐一調整個別法例的繁複程序，此立法原意是不容忽視的。裁判官在本案對最高之刑罰為第 1 級罰款(即1至2,000 元)的闡釋是正確的。 23. 雖然裁判官有權判罰最高2,000 元的罰款，從本案的整體情況而言，無疑上訴人之作為令人憎厭亦不合衛生，但本席認為1,200 元的罰款，已足以反映案情的嚴重性。本席已收獲上訴人之儲蓄户口存摺副本 ，本席滿意1,200 元的罰款是他經濟能力之內可以支付之款額。本席下令，擱置2,000 元之的罰款令，改判罰款1,200 元。 24. 就堂費問題，裁判官指： 25.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陳兆愷(當時官階)在HKSAR v Chan Kwok Wah [1999] 1 HKC 697一案中列出了頒下訟費令的原則： 26. 本案上訴人的答辯不但是對指控全盤否認，質疑控方證人的可信性，即使光碟所顯示的錄像不容他抵賴，他仍指遭人胡亂誣捏，本席認為裁判官正確頒下訟費令。 27. 裁判官引用香港法例第 570章《定額罰款(公眾地方潔淨罪行)條例》第 12條之規定，指上訴人所提出的免責辯護屬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判處堂費3,000 元。然而，該條例適用的表列罪行在附表一列出，並不包括上訴人今次面對的罪行。 28. 根據香港特别行政區訴黄景光一案，HCMA13/2006，張慧玲暫委法官(當時官階)指出： 29. 本席認為，上訴人被控的並非定額罰款法例，該類法例的運作機制以致罰則均對本案訟費多寡沒有多大的參考價值。再者，裁判官判處3,000 元的訟費令與控罪最高罰款不成比例。顧及上訴人經濟能力，本席認為500 元訟費是適合的，擱置堂費3,000 元的命令，改判500 元訟費令。
控方： 由檢控官曾霆鏗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辯方： 無律師代表，親自出庭。 | ||||||||||||||
再從判辭看法官的水平
我在2012年2月22日寫了從判辭看法官的水平一文，指出高等法院暫委法官杜麗冰受檢控官誤導，以致對最高罰款看法錯誤，昨天看到她另一份審理上訴的判辭，批准上訴，理據錯誤，又忍不住要拿出來談論。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尹子謙 HCMA383/2011
這件案在2012年1月13日聽審上訴，即時批准上訴，昨天才上載在司法機構網頁。案情是這樣的：
1. 上訴人在裁判法院被控一項「盜竊」罪，經審訊後被裁定罪名成立。現上訴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訴。
2. 控方的案情來自控方第一證人，他是一位保安員。在那個時段百佳超級市場有派出便衣保安員去到它們屬下的百佳店，突擊檢查員工有否盜竊超市的財物。
3. 控方第一證人是其中一個保安員。當晚大約9 時05 分，他在肇事已關門的百佳超市門外。控方第一證人要求離開這間超市的上訴人讓他檢查上訴人手持的紙袋。控方第一證人見到袋內有一包香腸，價值19.90 元。控方第一證人問上訴人這包香腸有沒有付款，是否從這間百佳分店取的？上訴人回答這包香腸是從這間百佳分店取得的，他沒有付款，而且問可否現在付款？控方第一證人將事件報警。
4. 裁判法官在裁斷陳述書內記載控方第一證人供稱百佳的過期物品分可退貨和不可退貨，但是即使不可退貨，也不會由超市員工自行拋棄，而是要交由經理處理，更不會准許員工拿走。被盤問時，控方第一證人不同意上訴人對他說香腸已過期報銷，亦不同意上訴人曾向他出示「店舖庫存調整表」(辯方證物D1)。
5. 控方第二證人是稍後到場的警員，理解事實之後警誡上訴人。他說當時上訴人說見到香腸過了期，不想浪費才偷來自己食，並要求警員給他一次機會。控方第二證人說他留意到香腸已經過期。在盤問時，控方第二證人不同意上訴人當時只是說「攞」而不是說「偷」，亦不同意上訴人對他說是從垃圾筒拾回。
6. 上訴人作供稱他現年23 歲，過往無犯過刑事案件。在案發當日上訴人在這間超市做理貨員，他從2010 年10 月9 日便開始工作，因此在案法當日工作超過了一個月。他的職責包括檢查貨物有否過期，如果發現有過期，他便會把貨物從貨架取下，並填寫辯方證物D1 作為報銷用途，然後把貨物扔入更衣室內的垃圾筒內，再由清潔女工在店舖關門後清理拋棄。
(判辭原文節錄)
這件案基本上是事實的裁斷，考慮的地方環繞幾方面，第一，上訴人有沒有問第一證人可否現在付款 ；第二，上訴人有沒有向第二證人承認偷過期香腸；第三，上訴人是否真的相信過期香腸是棄置物。但杜法官卻認為控方舉證疏漏，沒有證明過期的香腸並不是棄置的物件及原審裁判官不應批准控方在覆問(re-examination)第一證人時，引導出怎樣處理過期食品的證供。
10. 在上訴時，蕭大律師代表上訴人。蕭大律師所提出的上訴理由均在裁判法官席前陳詞過。本席參閱裁斷陳述書及聆聽了雙方大律師的陳詞後，本席有一個疑點當本席看謄本時，留意到控方第一證人所指那超市的習慣，如貨品是過期的不會由員工自行處理，而是要經過經理的同意方可處理。本席留意到這個證人所講的這番說話是在控方覆問時帶出來的，但在證供上完全反映不到控方第一證人有什麼經驗在那一間超市而有這個知識呢？究竟當時這位證人在覆問時所講的說話是反映他以往在另一間超市的習慣，抑或是百佳超市每間超市的習慣，抑或是不同集團的超市的習慣，沒清晰地帶到出來。
11. 本席有兩個看法。第一，當時控方不應該把這些問題在覆問時問，而裁判法官亦不應該准許控方在覆問時問，因為在主問時完全無提及過這個證人的經驗、知識關於百佳超市的處理貨物的習慣，而在盤問時辯方帶出這些貨物是過期，及有儲存貨單D1，這位證人以往沒有看過，對法庭沒有幫助，在此情況之下，本席看不到控方有什麼理由有權在覆問時問這些問題。控方亦無基礎當這位證人有這些知識而去依賴他的答案來幫控方舉證的。
12. 可惜裁判法官沒有留意這點，在他的裁斷陳述書明顯地接納了這位證人當時的說法是說出這間百佳超市的慣常處理過期貨品的習慣。本席認為，在法律上控方是絕對由頭到尾都有舉證責任。
13. 辯方的辯護理由是，他們認為這些貨品是被棄置的，控方有何證據可以支持指這些貨物不是被棄置的呢？因為辯方帶出 D1，好明顯是帶出了這包香腸是過期，從附表看來，正如蕭大律師指出有“-1”，由被告人在附表上寫出的。這是代表什麼呢？是否代表這包香腸已不被列為是超市的貨品？當然在此情況之下，最知道超市運作情況就應該可能是超市的經理或員工。但最可惜的是控方當時無傳召任何在這間超市的人員來解釋這間超市過往處理過期貨品的方式。
14. 按上訴人自己的口供所講，同事曾對他說過，如果是過期的貨品可以擺入員工休息室內的垃圾筒，由一位清潔女工取走。如果是這樣的話，控方是有責任舉證究竟這間超市如何處理它棄置的貨品，但是控方並無如此做。 (原判辭)
杜法官很明顯把證據的規則(rules of evidence)和證據的價值(evidential value)混淆了。杜法官認為主控官在引導第一證人作供時(examination-in-chief)沒有提及他在百佳工作的經驗及知識範疇，所以在覆問的時候不應容許問及怎樣處理過期貨品的方法。With respect, 這方面的證供不涉及專業知識，無需講甚麼expertise，是很普通日常工作會遇到的常識。另外，在甚麼情況下可以向證人覆問呢？以證據規則而言，當證人被盤問下，產生含糊或不一致的答案，主控官可藉著覆問來澄清，完全合乎規則。原審時上訴人有大律師代表，大律師也沒對覆問的問題提出異議，又沒有爭議第一證人不能就此作供。覆問的答案本身也看不到不公平之處，原審裁判官如果覺得證人沒資格講他認知範圍以外的事情，極其量是不採納這證據，或不給予證據價值，這並不是違反證據規則的問題。
另一方面，控方怎樣證明這過期香腸是不是棄置物呢？首先，過期香腸有物主，過了期的貨不能放在貨架上出售，因為受到其他法例管制。過了期的貨可以有其他方法處理，未必一定扔棄。把它視作棄置物的講法是上訴人作供時才出現。主控官審視控方的證供，可認為無需提出證據反駁(evidence in rebuttal)。就算原審裁判官不接納第一證人有關過期貨物的處理方法，也可以推論出這證據。試想一下上訴人是百佳員工，店方報案指他盜竊，若果過期香腸是棄置物，店方又怎會報案，報了案又怎不會銷案呢？棄置的講法，完全由上訴人提出來。如果原審裁判官相信上訴人真確相信過期香腸是棄置物，就應判他無罪。但原審裁判官不相信他。原審裁判官相信上訴人有講過願意付款及向警員承認偷香腸。如果事件發生過程和棄置物的想法像上訴人所講，那麼上訴人面對第一及第二證人時應該講香腸是從垃圾箱拾起的，那才是正常反應。
這件案是事實的裁斷，原審裁判官信納控方證供而不信訥上訴人的講法，裁決合理。他/她有機會觀察證人及上訴人作供時的神情舉指，處於較上訴法院法官有利的位置去衡量證人的可信性(credibility)，又知悉上訴人無案底而作出犯案傾向(propensity)的考慮，這件案又沒有inherently improbable的情況，我不禁要問，怎能推翻定罪？恐怕杜麗冰的裁決理據純屬個人的幻想。看到這種推翻定罪的判辭，原審裁判官肯定比標少更不服氣。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尹子謙 HCMA383/2011
這件案在2012年1月13日聽審上訴，即時批准上訴，昨天才上載在司法機構網頁。案情是這樣的：
1. 上訴人在裁判法院被控一項「盜竊」罪，經審訊後被裁定罪名成立。現上訴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訴。
2. 控方的案情來自控方第一證人，他是一位保安員。在那個時段百佳超級市場有派出便衣保安員去到它們屬下的百佳店，突擊檢查員工有否盜竊超市的財物。
3. 控方第一證人是其中一個保安員。當晚大約9 時05 分，他在肇事已關門的百佳超市門外。控方第一證人要求離開這間超市的上訴人讓他檢查上訴人手持的紙袋。控方第一證人見到袋內有一包香腸，價值19.90 元。控方第一證人問上訴人這包香腸有沒有付款，是否從這間百佳分店取的？上訴人回答這包香腸是從這間百佳分店取得的，他沒有付款，而且問可否現在付款？控方第一證人將事件報警。
4. 裁判法官在裁斷陳述書內記載控方第一證人供稱百佳的過期物品分可退貨和不可退貨，但是即使不可退貨，也不會由超市員工自行拋棄，而是要交由經理處理，更不會准許員工拿走。被盤問時，控方第一證人不同意上訴人對他說香腸已過期報銷，亦不同意上訴人曾向他出示「店舖庫存調整表」(辯方證物D1)。
5. 控方第二證人是稍後到場的警員，理解事實之後警誡上訴人。他說當時上訴人說見到香腸過了期，不想浪費才偷來自己食，並要求警員給他一次機會。控方第二證人說他留意到香腸已經過期。在盤問時，控方第二證人不同意上訴人當時只是說「攞」而不是說「偷」，亦不同意上訴人對他說是從垃圾筒拾回。
6. 上訴人作供稱他現年23 歲，過往無犯過刑事案件。在案發當日上訴人在這間超市做理貨員，他從2010 年10 月9 日便開始工作，因此在案法當日工作超過了一個月。他的職責包括檢查貨物有否過期，如果發現有過期，他便會把貨物從貨架取下，並填寫辯方證物D1 作為報銷用途，然後把貨物扔入更衣室內的垃圾筒內，再由清潔女工在店舖關門後清理拋棄。
(判辭原文節錄)
這件案基本上是事實的裁斷，考慮的地方環繞幾方面，第一，上訴人有沒有問第一證人可否現在付款 ；第二，上訴人有沒有向第二證人承認偷過期香腸；第三，上訴人是否真的相信過期香腸是棄置物。但杜法官卻認為控方舉證疏漏，沒有證明過期的香腸並不是棄置的物件及原審裁判官不應批准控方在覆問(re-examination)第一證人時，引導出怎樣處理過期食品的證供。
10. 在上訴時，蕭大律師代表上訴人。蕭大律師所提出的上訴理由均在裁判法官席前陳詞過。本席參閱裁斷陳述書及聆聽了雙方大律師的陳詞後，本席有一個疑點當本席看謄本時，留意到控方第一證人所指那超市的習慣，如貨品是過期的不會由員工自行處理，而是要經過經理的同意方可處理。本席留意到這個證人所講的這番說話是在控方覆問時帶出來的，但在證供上完全反映不到控方第一證人有什麼經驗在那一間超市而有這個知識呢？究竟當時這位證人在覆問時所講的說話是反映他以往在另一間超市的習慣，抑或是百佳超市每間超市的習慣，抑或是不同集團的超市的習慣，沒清晰地帶到出來。
11. 本席有兩個看法。第一，當時控方不應該把這些問題在覆問時問，而裁判法官亦不應該准許控方在覆問時問，因為在主問時完全無提及過這個證人的經驗、知識關於百佳超市的處理貨物的習慣，而在盤問時辯方帶出這些貨物是過期，及有儲存貨單D1，這位證人以往沒有看過，對法庭沒有幫助，在此情況之下，本席看不到控方有什麼理由有權在覆問時問這些問題。控方亦無基礎當這位證人有這些知識而去依賴他的答案來幫控方舉證的。
12. 可惜裁判法官沒有留意這點，在他的裁斷陳述書明顯地接納了這位證人當時的說法是說出這間百佳超市的慣常處理過期貨品的習慣。本席認為，在法律上控方是絕對由頭到尾都有舉證責任。
13. 辯方的辯護理由是，他們認為這些貨品是被棄置的，控方有何證據可以支持指這些貨物不是被棄置的呢？因為辯方帶出 D1，好明顯是帶出了這包香腸是過期，從附表看來，正如蕭大律師指出有“-1”，由被告人在附表上寫出的。這是代表什麼呢？是否代表這包香腸已不被列為是超市的貨品？當然在此情況之下，最知道超市運作情況就應該可能是超市的經理或員工。但最可惜的是控方當時無傳召任何在這間超市的人員來解釋這間超市過往處理過期貨品的方式。
14. 按上訴人自己的口供所講，同事曾對他說過，如果是過期的貨品可以擺入員工休息室內的垃圾筒，由一位清潔女工取走。如果是這樣的話，控方是有責任舉證究竟這間超市如何處理它棄置的貨品，但是控方並無如此做。 (原判辭)
杜法官很明顯把證據的規則(rules of evidence)和證據的價值(evidential value)混淆了。杜法官認為主控官在引導第一證人作供時(examination-in-chief)沒有提及他在百佳工作的經驗及知識範疇，所以在覆問的時候不應容許問及怎樣處理過期貨品的方法。With respect, 這方面的證供不涉及專業知識，無需講甚麼expertise，是很普通日常工作會遇到的常識。另外，在甚麼情況下可以向證人覆問呢？以證據規則而言，當證人被盤問下，產生含糊或不一致的答案，主控官可藉著覆問來澄清，完全合乎規則。原審時上訴人有大律師代表，大律師也沒對覆問的問題提出異議，又沒有爭議第一證人不能就此作供。覆問的答案本身也看不到不公平之處，原審裁判官如果覺得證人沒資格講他認知範圍以外的事情，極其量是不採納這證據，或不給予證據價值，這並不是違反證據規則的問題。
另一方面，控方怎樣證明這過期香腸是不是棄置物呢？首先，過期香腸有物主，過了期的貨不能放在貨架上出售，因為受到其他法例管制。過了期的貨可以有其他方法處理，未必一定扔棄。把它視作棄置物的講法是上訴人作供時才出現。主控官審視控方的證供，可認為無需提出證據反駁(evidence in rebuttal)。就算原審裁判官不接納第一證人有關過期貨物的處理方法，也可以推論出這證據。試想一下上訴人是百佳員工，店方報案指他盜竊，若果過期香腸是棄置物，店方又怎會報案，報了案又怎不會銷案呢？棄置的講法，完全由上訴人提出來。如果原審裁判官相信上訴人真確相信過期香腸是棄置物，就應判他無罪。但原審裁判官不相信他。原審裁判官相信上訴人有講過願意付款及向警員承認偷香腸。如果事件發生過程和棄置物的想法像上訴人所講，那麼上訴人面對第一及第二證人時應該講香腸是從垃圾箱拾起的，那才是正常反應。
這件案是事實的裁斷，原審裁判官信納控方證供而不信訥上訴人的講法，裁決合理。他/她有機會觀察證人及上訴人作供時的神情舉指，處於較上訴法院法官有利的位置去衡量證人的可信性(credibility)，又知悉上訴人無案底而作出犯案傾向(propensity)的考慮，這件案又沒有inherently improbable的情況，我不禁要問，怎能推翻定罪？恐怕杜麗冰的裁決理據純屬個人的幻想。看到這種推翻定罪的判辭，原審裁判官肯定比標少更不服氣。
2012年3月8日星期四
法官空缺
COURTS LACK OF JUDGES A THREAT T0 JUSTICE
As a quarter of city’s judicial positions
lie vacant, causing delays in bringing cases to court, Legco panel is warned of
potential damage to rule of law.
Hong Kong is facing a judicial crisis with almost a quarter of the city’s positions for judges and magistrates lying vacant for at least nine months. This has caused a backlog of trials which one lawmaker warned yesterday “deals a blow to the very found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Hong Kong is facing a judicial crisis with almost a quarter of the city’s positions for judges and magistrates lying vacant for at least nine months. This has caused a backlog of trials which one lawmaker warned yesterday “deals a blow to the very found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he judìciary admitted to a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yesterday that 45 of the 189 posts for judges and magistrates had
been vacant since last June, causing delays in the hearing of cases. Judicíary
Administrator Emma Lau Yin-wah told Legco’s finance committee she was authorised
to start a recruitment exercise last June after several judges retired and
others were promoted. But not one new judge has yet been appointed.
Lau said recruitment was
"on-going”, with 26 of the vacancies for magistrates - the most junior members of
the judiciary. Lawyer and lawmaker Audrey Eu Yuet-mee asked: "The
magistrates are the easiest to hire. Why is there still a shortage after such a
long time? This is inexcusable.”
Lau said deputy magistrates could fill
vacancies in the short term. She added that the most chronic shortage was in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which had been most affected by promotions and retirement. Eu warned of potential damage
to justice caused by delays. “After you queue up
along time for a trial, you wait a great deal of time again for a judgment,
" she said. It deals a blow to the very found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quality of the judiciary."
An advertisement
seeking applications for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judges was posted on the judiciary website
last week. Applicants for the HK$210,000 per month posts must have 10 years’
experience as a barrister.
(Extracted 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3/2012)南華早報今天報導了昨日司法機構政務長劉嫣華(Emma Lau)在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撥款招聘法官時，承認189個法官職位中竟然有45個空缺，幾乎佔了25%。雖然存著大量空缺，實際上這些職位不是懸空的，都聘用暫委法官來執行職務。暫委法官從哪來呢？特委裁判官及裁判官的職級，找私人執業的律師「捱義氣」。那是日薪計的工作，為何叫「捱義氣」呢？原因是聘用時間長短屬見步行步，開始時叫你做幾個月，有人一直做了幾年，一路都是暫委。既無合約、假期或任何福利。病倒不能上班，貴客自理。去年有位暫委裁判官中風，不能上班唯有「食自己」。區域法院的空缺，由裁判官署任；高院的空缺，由區域法院法官署任。有些人的暫委任命，持續10年以上，沒有開花結果。這種情況十分荒謬，如果是合適人選，不應正式及早委任嗎？如果不合適，理應停止暫委。更荒謬的是，怎可能一下子冒出26個裁判官的空缺來，司法機構政務長有失職之嫌。聘用一個法官往往需時一年以上，比之公務員的招聘程序，法官多了司法敘用委員會這一關要過。雖然不能出現一個法官空缺，就招聘一次，可是到了出現25%的空缺時，還處於招聘的階段，司法機構要政務長這位高權重的人來幹甚麼？
祝願這幾天裁判官招聘面試成功招攬適合人選，見證elitism而並非cronyism。
2012年3月5日星期一
濫用司法覆核
這樣一個法庭故事：
一個美籍人士從悉尼經香港飛往倫敦，抵達香港時他改變主意想飛往巴黎，此君跟航空公司在機票收費談不攏，以致「滯留」香港。有見及此，入境處批准他以訪客身分入境，申明不准工作。此君表示經濟困難，食宿負擔不來，分別向特首、律政司及入境處發出電郵，指控香港政府禁錮他，褫奪他離開香港的權利，也褫奪他以工作賺取食宿的能力。他指出他受到的對待等同對他施以酷刑(torture)，違反國際禁止酷刑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入境處拒絕要求，不肯讓他工作賺錢，他於是申請司法覆核，企圖推翻入境處的決定。
在香港申請司法覆核，申請人需繳付1045元手續費，這仁兄要求豁免收費，為聆案官拒絕，他於是向高等法院當值法官提出緊急申請，聽審的是林文翰法官。審訊時法庭得悉，美國領使館建議這公民返回原居地，這位仁兄不採納這做法，反而不厭其煩，申請覆核。最後被林官駁回申請。
這當然是真實的法庭案例，上星期五上載的RE MITCHEL DWAYNE GROTCH (HCZZ9/2012)。細心想一下，這仁兄如果不是早有預謀到香港留下工作，又怎會湊巧到達香港才改變目的地，又不肯付足金錢改機票，硬要留下，卻又強詞奪理說香港政府不讓他走，還懂得申請司法覆核。湊巧遇上一個只鑽牛角的「開明」法官，可能獲得意想不到的結果，那就啼笑皆非，欲哭無淚。這仁兄申請失敗，但毫無損失，卻浪費不少法庭資源，當值法官要在正常辦公時間以外的時候來聽審此案，招呼週到。遇到這等刁民，恨不得拍一下驚堂木，推出去讓他嚐幾下殺威棒。
一個美籍人士從悉尼經香港飛往倫敦，抵達香港時他改變主意想飛往巴黎，此君跟航空公司在機票收費談不攏，以致「滯留」香港。有見及此，入境處批准他以訪客身分入境，申明不准工作。此君表示經濟困難，食宿負擔不來，分別向特首、律政司及入境處發出電郵，指控香港政府禁錮他，褫奪他離開香港的權利，也褫奪他以工作賺取食宿的能力。他指出他受到的對待等同對他施以酷刑(torture)，違反國際禁止酷刑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入境處拒絕要求，不肯讓他工作賺錢，他於是申請司法覆核，企圖推翻入境處的決定。
在香港申請司法覆核，申請人需繳付1045元手續費，這仁兄要求豁免收費，為聆案官拒絕，他於是向高等法院當值法官提出緊急申請，聽審的是林文翰法官。審訊時法庭得悉，美國領使館建議這公民返回原居地，這位仁兄不採納這做法，反而不厭其煩，申請覆核。最後被林官駁回申請。
這當然是真實的法庭案例，上星期五上載的RE MITCHEL DWAYNE GROTCH (HCZZ9/2012)。細心想一下，這仁兄如果不是早有預謀到香港留下工作，又怎會湊巧到達香港才改變目的地，又不肯付足金錢改機票，硬要留下，卻又強詞奪理說香港政府不讓他走，還懂得申請司法覆核。湊巧遇上一個只鑽牛角的「開明」法官，可能獲得意想不到的結果，那就啼笑皆非，欲哭無淚。這仁兄申請失敗，但毫無損失，卻浪費不少法庭資源，當值法官要在正常辦公時間以外的時候來聽審此案，招呼週到。遇到這等刁民，恨不得拍一下驚堂木，推出去讓他嚐幾下殺威棒。
2012年3月4日星期日
曾蔭權貪婪事件前刑事檢控專員的厥詞
檢控貪曾 關鍵在黃仁龍 江樂士促避嫌保法治
【本報訊】廉政公署正全力調查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事件，律政司前任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Grenville
Cross）再致函《東方日報》，力陳在問責制下，廉署完成曾蔭權的調查後，報告將提交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決定是否提出檢控，黃作為曾蔭權的「法律顧問」，存在角色衝突，若然黃仁龍最終決定不起訴曾蔭權，隨時會遭市民以司法覆核或私人傳票方式推翻決定。
擔任刑事檢控專員一職長達十二年的江樂士表明，近日有不少市民、律師向他查詢有關曾蔭權一案的法律觀點，江樂士分析，黃仁龍現正處身「不可能的位置」，一方面是政府的法律顧問，需向曾蔭權匯報，另一方面黃仁龍是作出檢控決定的最終「話事人」，當廉署向律政司徵求法律意見，黃仁龍無可能公正地同時兼顧兩方工作。
江樂士又指，早前政務司司長林瑞麟、教育局局長孫明揚的居所被揭發有僭建物，兩人無被檢控已引起市民非議，現時特首參選人唐英年瘋狂僭建地牢，若黃仁龍「放生」他不提檢控，將令市民對本港法治感到絕望，在現時政府管治威信蒙上陰影的時刻，黃仁龍應即時把檢控權交予非政治任命的刑事檢控專員。
市民可以私人傳票控告
一旦黃仁龍決定不起訴曾蔭權或唐英年，有機會面對市民的挑戰，江樂士稱，市民可提司法覆核，質疑黃仁龍的決定違憲，沒有按《基本法》賦予他的權力維護本港司法公平獨立，令公眾利益受損；市民亦可以個人身份提出控告，裁判官可按理據批准申請人以私人傳票方式，刑事控告曾蔭權或唐英年。
(4/3/2012東方日報)
東方日報今天這則新聞如果準確報導前刑事檢控專員信件內容的話，標少恐怕不只講不敢苟同，在某些法律上的看法，我覺得簡直是錯誤的。黃仁龍是政治任命官員，叫他決定是否檢控老闆曾蔭權，當然存在角色衝突，非政治任命的刑事檢控專員也不能幸免，為了避嫌，調查完畢案件外判予私人執業的資深大律師諮詢意見，才是最穩妥的做法。除了可以洗脫官官相衛之嫌，不授人口實，亦可給人客觀公正的印象。當江樂士身為刑事檢控專員時，同樣產生胡仙誇大報章銷量、王見秋收受劉鑾雄機票及梁錦松偷步買車等三件案，因三人都沒有被檢控而受到公眾質疑，可見就算搬刑事檢控專員這招牌出來，也難以服眾。尤其是以符合公眾利益為理由而不檢控胡仙，做法最為醜陋。
江樂士提到不檢控林瑞麟及孫明揚居所僭見，及可能「放生 」唐英年，將令市民對香港法治感到絕望，這言論實屬譁眾取寵。屋宇署一貫政策是，當發現僭建，便向業主發出命令，在指定時間內把僭建復修原貌，業主肯服從命令，便不會提出檢控。同一正策之下，高官市民，不論貧富，一視同仁，這就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有甚麼不當呢？如果有證據顯示唐宅僭建事件涉及呈交假圖則，而不作檢控，才會動搖法治。江樂士的講法，使我覺得他並不了解屋宇署一貫的檢控政策，而胡亂批評。
江樂士另外提到，一旦有罪證而不檢控曾蔭權及唐英年，可能會引發司法覆核或者市民可以私人傳票提出檢控。姑且不談司法覆核是否可行，那是比較複雜的法律。市民可以私人傳票提出檢控這想法，with due respect, nonsense。我在去年8月29日李成康的禁錮事件一文，解釋過申請私人傳票提出刑事檢控的法律依據及程序。李成康作為受害人，一旦警方對他被禁錮的投訴不提出檢控，他可以採用這方法。但一般市民，一則並非苦主，一則除了報章報導之外，並不掌握實質證據，何以提出私人傳票檢控呢？若真的提出檢控，裁判官定必撤銷申請。江樂士是資深大律師，標少是蟄居南隅的草民，希望法律界的朋友可以指點我的迷津，評一下箇中道理。
曾蔭權應怎樣廉潔奉公
胡應湘撐曾 批港似文革
議員質疑錯解文革 「非要曾跪玻璃」
【明報專訊】特首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引來輿論狠批，但有發展商公開撐曾蔭權。身在北京的合和實業主席胡應湘形容現時香港出現「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指在廉政公署證明曾蔭權是貪官前，不應對他扣帽子和公審。民主黨李永達質疑胡應湘不理解什麼是文化大革命，強調現時泛民的建議在立法會對曾蔭權公開聆訊，而非要曾蔭權「跪玻璃」。
胡應湘：廉署查明前不應公審
胡應湘說﹕「如果曾蔭權貪，應由廉政公署調查後證明，他才是貪官。」他認為，若做官需「斷六親」，而非為香港做事，只為保住職位，並非香港的福氣。他指出，自己並非助長貪污，只是在事實證明前不應像文革般批評特首，「有貪一定要打，但不應像文革」。作為地產商的胡應湘強調自己沒有官商勾結，「否則換地都不用等十幾年」。 (3/3/2012 明報節錄)
我相信很多人對曾蔭權、唐英年及梁振英等人的新聞，已看得反胃，消化不來。看了支持他們的人的言論，有些著實令人嘔吐。曾蔭權對指控提供了不少解釋，有些似是而非，有些不知所謂，有些自圓其說。做高官當然無需斷六親，但不能不避嫌，更不能貪念盈溢，大小通吃，多少都貪。某些職位，不能像患了過度活躍症那樣，而需要深沉內斂。譬如廉政專員，跟這富商打球，跟那富商喝酒，何以建立廉潔形像？
身為行政長官，一言一行，不只是個人的修為；一舉一動，作為16萬公務員的典範。其身不正，怎能服眾？傳媒報導的種種事情，使人覺得就算不足以斷定曾蔭權貪污，也顯示他是極度貪婪的人。當一個人充滿貪念，他就離貪污不遠。當你有權勢，就有貪的條件，自然有不少人投懷送抱，尋找機會。你憑甚麼坐人家私人飛機遊艇？如果不是貴為特首，只是看守門口的一條狗，吃骨頭就有你份，怎會請你吃幾頭的鮑魚？如果不背著特首這名頭，曾蔭權算老幾？
明知別人會利用你的權勢，就應懂得避嫌，不要讓人有機可乘，而不是乘機以權謀私，利益輸送，官商勾結。只有貪婪的人，才會覬覦佔便宜的機會。一個與法官十分稔熟的律師，不會接辦案件在這法官席前打官司，就是要避嫌。又譬如法官過份參與盤問，被指進入格鬥場(enter into arena)，雖然法官不存偏袒之心，只要旁觀者覺得他並非公正不阿，便是推翻定罪的理由。所以曾蔭權要具備廉潔的心，不存貪念，與富商保持距離，就可以抬起頭來，不用嗚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不會弄致如斯境地。心存貪念的人，時刻都在計算人脈關係，互利互惠，所謂租人家的樓沒有聯想其身份這種廢話，只有在詞窮理屈的時候才講得出口。有人認為他晚節不保，我覺得他只是一貫貪婪，甜頭吃得多，終於要嚐苦頭，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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