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今天的論壇發表了三位教授對財政預算案的看法(見附件)，其中有一段建議政府仿傚新加坡政府在2008年對國民派錢的做法，並建議因應港人的雙重國籍情況，加入「常住居民」的條件，以作篩選合資格受惠移民海外港人。我對這觀點不敢苟同。在對上一篇同課題的討論，我曾經引用了兩宗法庭案例，在YAO MAN FAI GEORGE and THE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HCAL69/2009一案，正正是討論這種「常住居民」條件(residence requirement)的訂立，是否合乎憲法。案中引用了終審法院在丘旭龍案關於法律面前的歧視及不公平(discrimination and inequality before the law)所作出的指引，最後判定在該案「常住居民」的條件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屬於違法及違憲的。這件案的觀點並非三言兩語可以概括，但在政府公佈受惠人士的標準之前，絕對應該參考，以免牽涉入必敗的訴訟。我相信三位教授如果看過這方面的案例，文章必定要改寫。
葉兆輝、張筱蘭、羅智健﹕把握「人口窗口」的紅利「化危為機」
【明報專訊】預算案的周折不但顯示香港政府對民情判斷錯誤，藥石亂投，更暴露政策粗疏，製造了社會中對新移民不必要的矛盾，政府的管治威信也被削弱，社會怨懟和不和諧的現象愈益深化。政府在預算案中提出以「期票式」的6000元注資強積金，但在市民和政黨強烈反對下作出修訂以「打發式」6000元給予所有18歲以上持永久身分證的香港居民。為避免一場預算案遭立法會否決的憲制危機，倉卒地用「掩口費」式「撲火」絕對是「兒戲」。
67萬境外港人有資格領錢
不要忘記，這「期票式」的建議方案原意是紓解民困，幫助在職市民儲蓄，與在外國居住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者並無相關。但修訂後，這「慷納稅人的慨」式派糖，實值得深究。究竟在外國居住並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的人士有多少？根據筆者去年曾蒐集及綜合各方面數據資料，並套用香港統計處的「居港人口」方法，即包括「常住居民」和「流動居民」，以2009年年底作參考點去估計被界定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境內外的大概數字，結果顯示最高估計約有79萬名香港永久居民居住在香港以外地區，其中僑居澳洲、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及美國的人數佔總數約八成即約64.4萬人，在中國大陸則佔一成四約11萬人。數據並顯示其中有八成五是18歲以上，即大約67萬名居住香港境外的港人有資格領錢。政府可能需要為此額外付出40億元。
另一方面，據入境處數字，每日150人新來港人士中大多數是家庭團聚，港人於內地所生的未成年子女佔當中60個限額，推算來港不足7年的成人新來港人士將少於20萬。他們有部分在港居住少於7年不但未能受惠，但離開了香港30多年的香港永久居民則可以收取這6000元。那麼同是香港一分子的內地新來港人士（其實他／她的配偶都是永久香港居民）與在外國居住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者，哪一種類更需要我們的支援？政府草率地推出這些政策，使整個社會要為他們的錯失付上代價，實令人慨嘆？
因此，在政府安排派錢細節前，必須清楚掌握數據，體察民情。首先政府可詳細參考新加坡2008年預算案的做法，除了新加坡居民有資格領錢，亦需要符合其他相關條件。如考慮該本港永久居民是否擁有雙重國籍，以及是否合乎「常住居民」的資格，即指在統計時點之前的6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3個月，又或在統計時點之後的6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3個月的規定。希望作決策的官員不會因行政審查繁複的關係而「捨難取易」。
正視人口結構轉變和更替
香港正面對一連串嚴峻的社會問題，其癥結是港府並沒有正視人口結構的轉變和更替。在50年代前出生已退休或已步入晚年的人士，所面對正是身體機能退化、健康變差、經濟能力轉變及子女「離巢」後缺乏家人照顧等問題。在50及60年代嬰兒潮出生的群組則因開始步入中年及接近退休年齡，所憂慮的正是如何在高通脹下維持生計，保持退休後合理的生活質素，照顧年老的父母及未「出身」的子女。在70及80年代後出生的青年，所擔心不只是就業及晉升的機會，還有「上車買樓」及「成家立室」的問題。對他們來說現時脫韁之馬的樓價及「殺校縮班」逆民意的做法，無疑阻礙他們結婚及生兒育女的意欲。到90年代後，一批批學歷不差、並攜年幼子女持單程證來港與丈夫團聚的婦女，她們來港後不單要肩負出外工作的責任，還要在這個充斥着物質及高知識形態的社會中逆流而上。
而近日這些戲劇式轉軚，由「偏離」民意到「突然順應」民意訴求的政策，正反映港府制訂政策時沒有向市民問責，亦沒有保持透明度及堅持審慎理財的方針。最令市民反感和不滿是政府處理問題的手法粗疏，製造矛盾，這件事正正反映香港政府離民眾太遠了。我們相信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些庫房的錢很多都是大眾市民直接或間接的貢獻，政府和立法會是有責任理財有道，用得其所，不要再閉門造車。
現時，政府必須好好把握「人口窗口」的紅利及庫房的盈餘，「化危為機」，改革教育、房屋、醫療體制，並需定時檢討現時的退休保障制度，幫助弱勢社群，縮窄貧富懸殊，提倡友善家庭的工作環境和建立長遠及可持續的社會。我們需要的官員不但要有能力和願景為香港把關，還要有承擔的問責官員，將耳朵及眼睛打開，用心聆聽港人的訴求，才可真正消解群眾的怨懟。
作者為葉兆輝教授、張筱蘭研究助理教授（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羅智健研究助理教授（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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