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性騷擾 中大僅警告
事主批罰太輕 盧乃桂不服辭職抗議
【明報專訊】中文大學再爆出高層涉嫌性騷擾下屬，一名教育學院女職員向校方投訴，去年7月底被教育學院資深教授盧乃桂3次強抱，並觸及背部和胸部，精神受壓，診斷後證實患上抑鬱症。事主其後向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投訴，校方裁定盧乃桂性騷擾成立，校長沈祖堯最後向盧書面警告，對事主稱「盧作風洋化才有此舉動」。事主批評中大處分太輕，對受害者亦無支援；盧乃桂則向本報發表聲明，不接受中大裁決，認為自己被冤枉，決定主動辭職以示抗議。
中大前職員黃燕雲自殺和涉及被高層性騷擾的死因庭聆訊正展開，對於中大再被揭有高層性騷擾下屬，人權律師莊耀洸認為，事件反映中大處理性騷擾個案機制存在不少漏洞，批評校方沒有切實執行防止性騷擾政策。中大發言人回應，已按平機會指引執行政策，基於私隱及保密，不評論個別案件（見另稿）。
盧﹕30年忠誠貢獻 心碎離開
盧乃桂目前正作退休前休假，他在中大任職30年，曾任教育學院院長，事發時為教育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學講座教授。他透過電郵向本報發表聲明，表示不接受中大裁決，認為自己被冤枉。他說，今年2月已向中大校長沈祖堯提出辭職，以示抗議裁決，表示「本人在過去30年對中大作出忠誠貢獻，在專業操守和學術表現上表現無可挑剔，很多學生和同事可作見證。本人支持設機制保護低級職員免受上司剝削，但更重要擁護真相，保障清白者。本人是心碎離開中大」。
一名教育學院女職員早前向本報投訴，表示去年7月前往盧乃桂的辦公室交代公事，卻突然被盧連續3次強抱，其間盧曾觸及事主背部和胸部，令她嚇呆無法反應。由於事主一直敬重盧乃桂為長輩，事後感到難以接受，甚至懼怕再踏足中大校園，求醫後證實患上抑鬱症，一度需服食鎮靜劑。
事主﹕中大拒律師陪同開會
事主表示，中大對她的事件愛理不理，例如她向防止性騷擾委員會要求將她或盧乃桂其中一人調職，但委員會只着她自行向上司提出；上司回覆說只准她放病假，其間盧一直如常工作。後來，她發電郵向校長沈祖堯求助，沈在兩個月後同意將她調走。
事主又表示，受性騷擾事件影響精神，恐懼再踏足中大，但校方堅持她要回校接受調查及與校長會面。調查期間，她和陪同出席的友人先後被阻止筆錄，中大亦拒絕她安排律師陪同。
調查小組去年11月裁定投訴成立，判決指出，「（盧乃桂 ）是有向事主作出不受歡迎並屬於與性有關的行徑（conduct of a sexual nature），而這些行為令事主感到受冒犯及威嚇，違反中大防止性騷擾政策」。中大校長沈祖堯諮詢法律意見後，今年2月書面警告盧乃桂，並將事件記錄在人事檔案。
事主指沈祖堯稱盧「洋化」才有此舉動
事主稱，沈祖堯後來向她交代事件，她轉述與沈會面時，沈指盧乃桂有意提早退休，同情盧因此事受極大打擊，又稱盧「較洋化」才有此舉動。她表示，聽到沈祖堯的決定時傷心得幾乎暈倒，批評沈同情盧乃桂卻無視調查報告，「洋化」一說更是不負責任，質疑校方處分太輕，對受害者沒有任何支援。 事主稱，她最後決定在判決後自行離職，現時已另覓新工作，期望中大校方檢討政策，避免日後有更多受害者。 (2012年5月23日明報)
母校的性騷擾新聞又成為頭條，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黃燕雲的死因研訊還沒有落幕，又爆一宗出來。我不想凑熱鬧，但看了報導，也有一些淺見發表，正如我就黃燕雲的死因研訊所寫的3個blog，動機相同。
首先，有關性騷擾的投訴並非公開聆訊，只憑報導，難以掌握案情的嚴重性，所講的强抱觸及胸背，可以是非禮，也可以是無猥褻心的冒犯。由於資料有限，我不能妄下結論。我只想評論兩點。一，事主批評懲罰太輕。輕或重，用甚麼標準來衡量呢？恐怕是一個不容易判斷的問題。就算是刑事案，判罰的準則(sentencing tariff)也很難有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規則，但可概括地說要考慮事件的嚴重性、被告是否坦白認罪、過往紀錄、重犯的可能性、對受害人的影嚮(impact)等。性騷擾投訴成立，也會考慮類似的因素。投訴人可能不同意處罰的方法，但投訴人的看法並非關鍵所在。最重要的原則是，處理手法是否合理公正。
另一點要評論的是，有關不准投訴人帶同律師出席調查的批評。莊耀洸律師在另一則新聞裏講，不准投訴人帶同律師出席，可見中大高層的防性騷擾知識貧乏云云。With due respect, 這觀點標少不敢苟同。現代人權氾濫，很小的事情，動輒就提出法律訴訟，勞民傷財。有不少事情，其實可以用簡單的協商調解方法處理，而無需對簿公堂。投訴人要律師陪同出席，要達到甚麼目的呢？性騷擾訴諸法律的話，涉及刑事的，應該報警；涉及民事訴訟，應該入禀區域法院索償。由大學執行的調查，如果雙方都延聘律師，豈不是校方也要延聘律師？不如乾脆由法庭來處理，何需大學介入？中大防止性騷擾小組並非一個由法例訂立的法定組織(statutory body)，主要功能是調解而不是紀律聆訊，不能引用終審法院的林少寶案例(Lam Siu Po and Commissioner of Police FACV9/2008)所定的準則。況且，林少寶是受紀律處分的警員(defaulter)，在聆訊中不准他延聘律師抗辯，跟受性騷擾作投訴的證人，角色完全不同。對這類調解性質的調查，我們主要看程序上是否公正(procedural fairness)及有否違規(procedural irregularity)，未必一定要有律師在場才能做到公正持平。從另一角度看，勞資審裁處及小額錢債審裁處也不准律師代表出席聆訊，以免造成在律師費方面的花費跟申索額不成比例的結果。不准律師出席，也有它的道理。無論是刑事或民事案，代表證人出席審訊的律師，屬watching brief，根本沒有發言權。只有在刑事案代表被告，或民事案代表與訟雙方的律師才有發言權，帶律師出席性騷擾調查的話，他可以擔當何等角色呢？
我相信中大性騷擾情況不一定嚴重，性騷擾在很多地方是普遍現象，只是基於私隱或啞忍而沒有揭露出來。不論男女，感到冒犯的時候，應該表達看法，防微杜漸。總有些立心不良的人，初時作試探舉動，繼而變本加厲，以為你很受落。若不發聲，便身受其害。不要以為只有女性是受害者，男性受性騷擾比女性更噤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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