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以「公眾利益」考慮是否不檢控暴動的人

泛民反修例行動其中一個訴求是不檢控6.12被指涉及暴動罪的人, 我先表明立埸, 我反對這訴求。我看不到提出這訴求的人的依據, 也不會花唇舌去講「定性」的問題, 「定性」在法律上是沒有地位的, 是否構成暴動罪是法庭的判決。怎樣美化控罪的名稱或參與者是否叫暴徒, 悉隨尊便。有人硬要叫旺角暴動為魚蛋革命, 你可以封被定罪的人為革命烈士, 也改變不了他們因暴動罪經審訊後被定罪的事實。

我不止一次講切割(dissociation)的概念, 既然絕大部份的和平示威者都沒參與暴動, 為何要把和平示威和暴動綑綁在一起而要求不檢控參與暴動的人? 在一、二百萬人示威的兩天, 在沒有任何衝擊警察防綫的情形下, 警察有沒有動武、發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來對付和平示威的人士? 若有當然是警方行動不當。

上一篇有讀者提出討論, 以「公眾利益」來考慮不作檢控的理由, SK的論述比較具體:

若繼續檢控將導致社會安寧可能進一步被破壞，你接受是「公眾利益」嗎？若繼續檢控「暴動罪」會令每星期十萬計的人上加(sic)和平示威，另加零星或更多的暴力行為出現？當然你可以說不應妥協，市民應該要理解。

那麼當初警察貪污特赦令是否又是否"對法治的衝擊和損害, 會造成嚴重後果。"? 佔中又是否要追究告以萬計的參加者公眾妨擾呢？ 當然暴動罪有其嚴重性，但貪污和大範為公眾妨擾也有相當嚴重性。

讓事件過去、社會平息動盪本身我並不認為是政治考慮。當然今次可能告十幾廿人暴動罪也未必有社會不能平息動盪的風險，呢點要政府/律政司自己平衡「公眾利益」la。

警察衝擊廉政公署, 是我提出的一件使我耿耿於懷的事, 但當時並非特赦所有貪污的警察, 佔中也不能檢控所有人, 也只是檢控扮演領導角色的。當年不檢控所有有份貪污的警察, 因為那年代貪污的人太多, 大量檢控構成社會動盪, 那時候警察仇視ICAC, 現在是警亷合作, 警方會轉介案件予廉署調查, 偶有採取聯合行動。佔中不檢控絕大部份參與者, 既要平衡示威權利的訴求, 也要考慮實際上法庭也負荷不起審訊一千幾百人。正如有些涉及多項控罪的案件, 也只抽出重點控罪來撿控(sample charges), 或者用TIC(take into consideration)的方式, 就是考慮到檢控20條罪和告5條總刑期都會一樣, 就不必勞民傷財, 傳召大量證人了。旺角暴動性質有些不同, 參與者不少, 但被檢控的不算多, 原因就是辨認不出身份的問題, 與公眾利益無關。

若有人爭論6.12衝擊行為是否暴動, 到檢控的時候就法庭見喇, 怕甚麼?

寫到這裏, 才是正題。若控方掌握足以定罪的證據, 繼而考慮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公眾利益又是甚麼呢? 律政司在2013年更新了的《檢控守則》對公眾利益的元素有此描述:

公眾利益 

5.8 即使符合第一部分的檢控驗證標準，檢控人員還須考慮 第二部分有關公眾利益的規定。 

5.9 進行這項評估需要考慮的因素，不可能全部盡列，但當 中包括：

(a) 罪行的性質及情況，包括任何導致加重刑罰或減輕罪責的 情況； 

(b) 罪行的嚴重程度：較嚴重的罪行，較大可能會基於公眾利 益而進行檢控，這些較嚴重的罪行包括令受害者遭受重大 傷害或損失的罪行，或涉及多名受害者的罪行； 

(c) 檢控對香港執法工作優先次序的影響；

(d) 檢控有否任何延誤及其因由；

(e) 觸犯的罪行是否輕微、屬技術性質、過時或含糊不清； 

(f) 疑犯的刑事罪責程度； 

(g) 涉及其他疑犯共同犯案； 

(h) 疑犯有否與執法機關合作或表現悔意：如疑犯作出承認、 表現悔意、已補償受害者及／或在檢控他人的程序中與當 局合作，則不檢控疑犯也可符合公眾利益； 

(i) 疑犯的任何犯罪紀錄；

(j) 疑犯、證人及／或受害者的態度、年齡、本質、身體或心理 狀況；

(k) 案件可能的最終處置安排； 

(l) 罪行是否普遍及檢控是否有阻嚇力； 

(m) 會影響任何法律程序公正的特殊情況； 

(n) 檢控以外的其他可行方法 ( 例如警誡、警告或其他可接受 的處理辦法 ) 及這些方法的成效。

要求不檢控干犯暴動罪的人, 請在上面照單執藥。暴動是非法集結+破壞公眾安寧, 香港法院對破壞安寧概念, 沿用R v Howell[1982]QB 416, 終審法院在周諾恆案主判詞由李義法官撰寫, 也引用了Howell一案對breach of peace的闡釋:

“... there is a breach of the peace whenever harm is actually done or is likely to be done to a person or in his presence to his property or a person is in fear of being so harmed through an assault, an affray, a riot, unlawful assembly or other disturbance. It is for this breach of the peace when done in his presence or the reasonable apprehension of it taking place that a constable, or anyone else, may arrest an offender without warrant.”

李義法官自己進一步加入自己對破壞公眾安寧的看法:

79. However, a person may provoke a breach of the peace without any violence or threat of violence on his part: “... it suffices that his conduct is such that the natural consequence of it is violence from some third party”.[55] That third party need not be the person provoked or a by-stander, it could, for instance, be a member of the provoker’s group.[56] The actual or feared harm must be unlawful[57] and, where the harm is anticipated, there must be a real risk and not the mere possibility of such harm.[58] Moreover, the anticipated harm must be imminent.[59] 

(FACC 12, 13&14 of 2012)

諸君考慮了控罪元素後, 若覺得難以抗辯, 就考慮以公眾利益為理由去游說律政司吧, 要脅式的訴求起碼就不能說服我。暴動是嚴重罪行, 不檢控才不符公眾利益。如果因為誤解了定性而憤怒不安, 容許我來定性: 絕大部份示威者是合法和平示威, 一小撮人是暴動。

上一篇有校長留言, 我希望校長們可以告訴學生dissociation的重要性, 學生在行使公民權利參加和平示威的時候, 緊記與非法行為切割。我舉個簡單例子, 學生放學後一起逛超市, 有人起了貪念偷東西, 沒有盜竊念頭的同學應立即切割, 離開盜竊的人, 顯示偷東西的同學是屬個人行為, 其他人沒有共同盜竊意念(common intent to steal), 並非共同行事(joint enterprise), 所以不是同犯(accomplice)。如果和平示威的人不肯和暴動的人(姑且不叫暴徒)切割, 請告訴我你們是否心存暴動的意念, 否則訴求甚麼? 這種訴求豈不是在污蔑了絕大部份和平示威者的心意, 是誰在為此定性?

另外, 我也希望各位校長和同學一同思考, 不論是撤回或停止了修例, 香港的逃犯問題從此就不用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