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律師被指非禮一案的判辭

一位讀者在大律師非禮之三 留言，告訴我判辭已經上載了，等待看我的評論。這讀者實在抬舉了標少，我是勇於評論，淺見視作卓見的人。淺陋的話講多了，讀者聽慣了，漸漸以為是大道理，就好像聽人搬弄是非，久而久之，便成為揑造出來的事實。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李淑妍 HCMA451/2011就是指責大律師非禮作為其中一個上訴理由的案件。暫委法官彭寶琴的判辭寫得過於冗贅，文筆應多加磨練。上訴得直，理據unconvincing and arguable. 彭法官指大律師鄭紀天嚴重失職，在判辭中所舉例證，未能使我信服。判辭中引用終審法院的HKSAR v. Chong Ching Yuen[2004] 2 HKLRD 681一案，我在大律師非禮之二 一文也講過，我認為鄭紀天只是失職，而不致於嚴重失職(flagrantly incompetent)。在判辭第35段，彭官引用控方證人向被告發出的手機短訊其中一段，作為證人要使被告失去工作(被告是女警)而誣揑她的例子。

35. 另外，一則在2010年11月21日1630時，由控方第一證人發給上訴人的短訊顯示：「我原本打算令你連工都冇得做，你這個人根本不適合做警察，也好的，你是時候為做過的事補償，保唔保得住份工，等差人幫你搞啦，但如果你咁睇重份工，你唔會一而再，再而三做錯事。」這則短訊的發出日期，是控方第一證人就本案的控罪（一）至（三）向警署舉報的前一天。


看這短訊的內容，我會持相反的看法。彭官在這件案被代表上訴人的黃達華大律師牽着鼻子走。提出鄭紀天非禮，目的是影響法庭對他的印象，以加強嚴重失職的指控，事實上兩者風馬牛不相及。換了是我，我會裁定律師既無嚴重失職，審訊也沒不公，反而可指證人與被告這同性情侶，關係糾纏不清，又愛又恨，落案以後還住在一起，忽然又反臉，這事實的裁斷，定罪並不隱妥，作為上訴得直的理由。

性侵犯的聯想

公開信控訴縱容「教會之狼」 女教友受性侵犯　牧師阻報警


【本報訊】一名女教友隨已婚基督徒男上司，到台灣參加基督教活動期間遭對方強姦，她回港後向男上司所屬教會求助，牧師竟勸受害人不要報警，又要她與男上司當面對質，令她再次受辱；事件拖延數月後，牧師最後只叫她相信上帝的審判。受害人撰寫公開信，控訴牧師為隱瞞性醜聞，縱容「教會之狼」逍遙法外。記者：麥志榮、袁慧妍


基督教網上刊物《時代論壇》刊登了女受害人K小姐的長篇控訴信。據了解，K與上司X先生在同一公司工作，但分屬不同教會，而X同時是香港國際全備福音商人團契的成員，去年兩人一起到台灣參加商人團契的大會。 K在公開信中指出，在回港前一天，X在旅館強姦了她，事後她向台灣警方報案，但X已經離境回港；K回港後被X解僱，她向X所屬教會求助，牧師卻要她與X當面對質，X反指她事發時根本沒有掙扎，她受辱失控痛哭。牧師又勸她不要報警，將事件交由教會處理。 據了解，K亦曾向自己所屬教會求助，但其教會同樣勸她不可報警；K在信中指出，自己情緒處崩潰邊緣，想過自殺，心理醫生證實她患了創傷後遺症和輕度抑鬱。K曾想在港報警揭發X，但牧師再阻止她，並指法律只是一套腐敗的制度，事件亦會嚴重影響教會和整個基督教的聲譽。


牧師籲相信上帝審判


K表示，事件拖延幾個月，牧師最後承認他也沒有辦法，要她相信上帝的審判；她轉向社工求助及報警，但警方指事隔太久及在境外發生而無法受理，而她向平機會申訴亦無用。 最令K不忿的是，X仍不斷以為人禱告等藉口約會女教友，她決定忍痛道出難堪經歷，讓各姊妹警惕教會中「披着羊皮的狼」。K指出，對牧師有意拖延及隱瞞事件，深感憤慨和失望，教會有責任「行公義、好憐憫」，否則只會讓犯案者繼續犯錯，令受害人數增多。


教會之狼被逐出團契


香港國際全備福音商人團契總監陳世強回覆查詢時表示，已譴責X及對他紀律處分，逐出團契；但據他所知，兩人是在商人團契大會結束後自行留在台灣旅遊，然後才發生強姦事件，而事件似乎更複雜，涉及金錢糾紛，X亦在港自行報警。團契的成員來自不同教會，他不便評論其他教會的處理手法。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批評，部份教會在處理性侵犯的事件時，都沒有按信仰的指示去處理，反而受中國人「家醜不出外傳」的心理影響；刑事案件應交由警方處理，不應關起門自行解決。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王秀容表示，性暴力屬刑事罪行，受害人有權決定是否報警；而警方比起任何宗教團體，更具調查這類案件的專業能力。


公道何在「唔去台灣唔使坐監」


港人K小姐在台灣被X先生強姦，可憐卻有寃無路訴。資深大律師、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指出，由於強姦案在境外發生，如無法即時拘捕X先生，K小姐回港後只可循民事途徑控告強姦者「人身傷害」，追討金錢賠償，「唔好期望有好多錢，但法庭可以還你一個公道」。


港台之間無引渡協議


湯家驊表示，香港及台灣之間並無互相引渡協議，台灣無權要求X先生到當地助查受審；即使台灣當局判處X先生有刑責，「佢只要唔去台灣就唔使坐監」。 已回港的K小姐，現在只能透過民事訴訟，控告X先生「人身傷害」，湯家驊表示：「民事法庭會要求兩個當事人上庭對證，如果告得入，就會係金錢賠償，金額冇上限；如果只係精神上或名譽上嘅損失，賠償金額未必會好多。」 湯並表示，有關「人身傷害」的訴訟，追索期為三年。 至於教會領袖以各種理由勸阻K小姐報警，湯家驊指勸阻報警行為並無牴觸法律，但倘若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教會領袖繼續阻止K小姐興訟，則有可能妨礙司法公正，甚至被控藐視法庭。
(27/5/2012蘋果日報)

我不知蘋果日報這則報導的真確性，從它向多方團體及資深大律師的訪問來看，我姑妄聽之，也寫點評論。

我以前寫過幾篇有關香港域外司法管轄權的文章，大家可以參考陳嘉桓案香港管不了 一文。香港警方無權管這件案與案發時間太久無關，如果台灣與香港有簽署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才能夠引導(extradite)兩地之間犯罪的人。但法例第525章第3條講明，該條例不適用於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之間在刑事事宜上的協助的提供或取得，香港一直都避免和大陸簽署這種可以互相引導的條例，否則上面要人時，香港都不知如何是好。現在都只是單向式由大陸在羅湖非正式的把逃往大陸的香港罪犯交回，而香港從來都沒有回饋，香港只交回非法入境者，而不是在大陸犯法後逃往香港的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故此也不能訂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條約，正因如此，香港有些罪犯潛逃到台灣。如果X不再去台灣，就不能把他繩之於法。如果K在香港民事索償，而教會繼續游說勸止，構成妨礙司法公正的可能微乎其微，畢竟民事案雙方可以和解，游說調解，十分正常，與刑事案完全不同。

據報導的講法，能否定強姦罪，也成疑問。X沒有否認性交，認為事主同意下進行，他指事主沒有掙扎。如果他當時真的相信事主同意下進行，這講法足以脫罪；如果是reckless rape，卻可以定罪。除了可信性的考慮，還要看事主有沒有defence injuries等。

報導指牧師向受害人講，法律只是一套腐敗的制度，事件亦會嚴重影響教會和整個基督教的聲譽，要她相信上帝的審判。這講法使我想起一個人-----劉覺霖----一個法庭常客，自稱是耶穌基督的代表，犯法是奉行耶穌基督的指示而行，法庭無權審他，只有上帝才能夠。有一次我按捺不住，告訴他由上帝審判的日子還未到，這權力落在法庭手裏。(讀者不信我講的話，請登入司法機構網，在判案書中搜尋劉覺霖這名字，http://legalref.judiciary.gov.hk/lrs/common/ju/judgment.jsp。在其中一件駕車沒有保險的案件，劉覺霖說他不需要購買第三保險，因為主耶穌就是他的保險 HCMA 1047/1998)

標少最怕遇到兩種人，一種是小人，另一種是自以為頭上有光環，而毫不吝嗇地四處照耀拯救迷途羔羊的人。小人就是孔夫子所講「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那種，遇到怨婦還好辧，稍作奉承就打發了。男人老九的小人，搬弄事非，無中生有，興波作浪，當他遇上自以為頭上有光環的人就不得了。本來是扯不上關係的兩種人，如魚得水，小人本身是迷途羔羊，也幻想出很多羔羊來受光環庇蔭。如果依賴上帝的審判可以解決俗世的問題，實在太美妙了。不過，請等待天國降臨。K小姐的情緒問題在天國降臨之前，只好由醫生解決了：法律問題，由牧師解決好了，牧師出了問題，不了了之好了。

小販阻街的司法覆核

報攤阻街多年未釘牌業主提覆核被拒

　【明報專訊】中環舊街市對面的報攤多年來不斷被指阻街而遭食環署票控，卻未有被釘牌，早前在報檔毗鄰的大廈業主，因不滿署方一直沒有把報檔釘牌，多年來的滋擾對他構成逾900萬元經濟損失，興訟高等法院提司法覆核。高院昨認為撤銷牌照非唯一解決辦法，且署方已採取其他措施並見成效，拒絕大業主申請，令報檔暫時「力保不失」。
............


　官：撤牌照非唯一方法


　 法官林文瀚在判辭指出，雖然相關法例確訂明署長有權對重複違規的小販撤銷牌照，但法例沒訂明撤銷牌照是唯一懲罰方法。署方誓章顯示，署長認為撤銷牌照對報檔來說太嚴重，故不宜運用這權力，但署長有執行其他措施，如加強巡查檢控，並會見報檔持牌人，最終對方同意遵守牌照規定，阻街情況已大大改善。雖然報檔偶有違規，但署方認為情況不致阻礙行人或影響公眾衛生，故認為署長並非沒有執行法律責任。
(25/5/2012明報節錄)


我在去年10月為這件案寫了小販阻街 一文，司法覆核的判辭昨天上載了。申請人敗訴兼付堂費，為意料中事，去年我已經預測了這結果。林文瀚法官忙得不可開交，昨日也頒佈了梁國雄的「剪布」司法覆核，處理憲法爭拗的法官，一點也不好做。但我對林官毫無保留地接受食環署官員誓章的做法卻有異議。林官這一廂惰願的看法，簡直是盲目接納官員誓章內容的真確性(veracity)。下面判辭的一段是他的理據，換了是我，我會邀請與訟雙方到現場突擊檢查。

It would be a serious matter if a public officer were found to be deliberately misleading the court, particularly when misleading statements were made under oath.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duty of candour must permeate the making of statements in an affidavit of a public officer in judicial review proceedings.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the obligation of a public authority to place before the court the relevant facts and the reasoning behind a decision challenged should guide not only the public officer who make the affirmation or affidavit, but also those assisting and advising him or her, including their lawyers. There are at least two facets in such obligation: the duty of candour and the duty of due diligence. And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the obligation is a continuing one, lasting throughout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proceedings. At any stage of the proceedings, if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re were statements in the evidence of a public authority which are inaccurate or misleading, the court expects the mistake be revealed and explained as soon as practicable. (para 52 INGLORY LIMITED and THE DIRECTOR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HCAL87/2011)

標少以前領教過食環署那些尸位素餐的人的工作態度，這充斥着低學歷員工的政府部門，職員工作散漫，能力有限，是最應該解散的政府部門。他們那股玩忽職守的工作文化，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在這覆核申請，我絕對同情業主。香港實在是個充滿覇權的地方，執法不嚴，小販變成街霸，不讓地產商專美。屋宇署、地政總署又造就新界霸權。我時常掛在口邊所講，姑息養奸。




一

拉布filibustering與剪布curtailing debate

余若薇：法庭無裁定主席有權剪布

【明報專訊】資深大律師兼立法會議員余若薇認為，法庭並無裁定曾鈺成有「剪布」權，只是基於三權分立原則，及認為梁國雄的憲法權利無被侵犯，故法庭決定不受理本案；故她不擔心案件會成為立法會主席有權「剪布」的先例。梁國雄則表示，仍未決定會否上訴。

指法庭尊重立會自主 不易介入

對於法官林文瀚的裁決理由，余若薇認為其法律依據可以理解，裁決亦顯示法律不一定可以處理所有問題。余解釋，三權分立是本港既有原則，法庭尊重立法會的自主權，不會輕易介入其運作。

長毛不認同裁決 未定會否上訴

余續說，判辭清晰表明，拉布不是議員的憲法權利，議員無權無限發言，故今次主席裁決無侵犯議員憲法權利，法官才裁定法庭不應介入。余又指出，裁決提到法案只是草議階段，亦提醒主席的裁決自有其政治後果。余強調，絕對不認同曾鈺成根據議事規則有「剪布」權，但法庭對此議題並無作出裁決。 (26/5/2012明報節錄)

余若薇是資深大律師 ，她認為林文瀚法官在判辭中沒有對立法會主席的「剪布」權作出裁決，這樣講算是事實，但不是事實的全部，有權無權，要看你怎樣闡釋判辭中字裏行間的含義。倒不如讓我摘錄判辭中相關幾段，大家各自演繹一下。

54. There are provisions in the Rules which show it is not intended that the busines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hould be thwarted by irrelevant and repetitious speeches or vexatious debates: Rules 36(5), 38 and 41(1), 45(1), 57(4). Given human ingenuity, written rules cannot deal with all the eventualities. History elsewhere demonstrates that measures like closure orders in the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were adopted to meet such crisis before the making of any standing orders to such effect[1]. Of course,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and circumstances in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elsewhere may not be applicable in Hong Kong.

55. As far as Hong Kong is concerned, in the context of our Basic Law, I do not see any room for suggesting that there i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filibuster. In the exercise of his authority to preside over meeting under Article 72, the President has a constitutional duty to ensure that proper conduct of busines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s not derailed. How such duty is to be performed, how the power of the President is to be exercis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members as a whole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re matters of politics.

56. The existence of powers to deal with irrelevant, repetitious or vexatious debates demonstrates that the right of a legislator to speak in meetings is not unchecked and therefore it is not possible to contend for an absolut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speak. I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rulings by the President (or a chairman) often have the effect of regulating the right to speak in meetings. It needs hardly be said that proceedings in the legislature would come to halt if every decision having the effect of curbing or regulating a legislator’s right to speak is liable to be challenged in court on the ground that it curtails the immediate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a legislator under Articles 73 or 75(2). Mr Lee’s constitutional argument cannot be right.

57. In light of my above conclusion on the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s 73(1) and 75, I do not think the rules cited by Mr Lee can give rise to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filibuster.

58. As regards the proper interpretation of Rules 34(6), 38 and 92, it follows from the principle of parliamentary privilege that these are matters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he President in the exercise of his authority under Article 72.
(Leung Kwok Hung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CAL 64/2012)


我的看法是，林官認為立法會主席有權確保立法會進行的事宜不會越軌(derailed)，對議員離題、重複及無理取鬧的發言有權加以限制。主席怎樣行使權力及履行責任，是主席與議員之間，顧及各黨派整體利益的政治決定。林官的講法，不就是主席有權「剪布」嗎？

中大人評中大事：中大性騷的處理方法

教授性騷擾 中大僅警告
事主批罰太輕 盧乃桂不服辭職抗議
 
【明報專訊】中文大學再爆出高層涉嫌性騷擾下屬，一名教育學院女職員向校方投訴，去年7月底被教育學院資深教授盧乃桂3次強抱，並觸及背部和胸部，精神受壓，診斷後證實患上抑鬱症。事主其後向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投訴，校方裁定盧乃桂性騷擾成立，校長沈祖堯最後向盧書面警告，對事主稱「盧作風洋化才有此舉動」。事主批評中大處分太輕，對受害者亦無支援；盧乃桂則向本報發表聲明，不接受中大裁決，認為自己被冤枉，決定主動辭職以示抗議。

中大前職員黃燕雲自殺和涉及被高層性騷擾的死因庭聆訊正展開，對於中大再被揭有高層性騷擾下屬，人權律師莊耀洸認為，事件反映中大處理性騷擾個案機制存在不少漏洞，批評校方沒有切實執行防止性騷擾政策。中大發言人回應，已按平機會指引執行政策，基於私隱及保密，不評論個別案件（見另稿）。

盧﹕30年忠誠貢獻 心碎離開

盧乃桂目前正作退休前休假，他在中大任職30年，曾任教育學院院長，事發時為教育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學講座教授。他透過電郵向本報發表聲明，表示不接受中大裁決，認為自己被冤枉。他說，今年2月已向中大校長沈祖堯提出辭職，以示抗議裁決，表示「本人在過去30年對中大作出忠誠貢獻，在專業操守和學術表現上表現無可挑剔，很多學生和同事可作見證。本人支持設機制保護低級職員免受上司剝削，但更重要擁護真相，保障清白者。本人是心碎離開中大」。

一名教育學院女職員早前向本報投訴，表示去年7月前往盧乃桂的辦公室交代公事，卻突然被盧連續3次強抱，其間盧曾觸及事主背部和胸部，令她嚇呆無法反應。由於事主一直敬重盧乃桂為長輩，事後感到難以接受，甚至懼怕再踏足中大校園，求醫後證實患上抑鬱症，一度需服食鎮靜劑。

事主﹕中大拒律師陪同開會

事主表示，中大對她的事件愛理不理，例如她向防止性騷擾委員會要求將她或盧乃桂其中一人調職，但委員會只着她自行向上司提出；上司回覆說只准她放病假，其間盧一直如常工作。後來，她發電郵向校長沈祖堯求助，沈在兩個月後同意將她調走。

事主又表示，受性騷擾事件影響精神，恐懼再踏足中大，但校方堅持她要回校接受調查及與校長會面。調查期間，她和陪同出席的友人先後被阻止筆錄，中大亦拒絕她安排律師陪同。

調查小組去年11月裁定投訴成立，判決指出，「（盧乃桂 ）是有向事主作出不受歡迎並屬於與性有關的行徑（conduct of a sexual nature），而這些行為令事主感到受冒犯及威嚇，違反中大防止性騷擾政策」。中大校長沈祖堯諮詢法律意見後，今年2月書面警告盧乃桂，並將事件記錄在人事檔案。

事主指沈祖堯稱盧「洋化」才有此舉動

事主稱，沈祖堯後來向她交代事件，她轉述與沈會面時，沈指盧乃桂有意提早退休，同情盧因此事受極大打擊，又稱盧「較洋化」才有此舉動。她表示，聽到沈祖堯的決定時傷心得幾乎暈倒，批評沈同情盧乃桂卻無視調查報告，「洋化」一說更是不負責任，質疑校方處分太輕，對受害者沒有任何支援。 事主稱，她最後決定在判決後自行離職，現時已另覓新工作，期望中大校方檢討政策，避免日後有更多受害者。 (2012年5月23日明報)

母校的性騷擾新聞又成為頭條，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黃燕雲的死因研訊還沒有落幕，又爆一宗出來。我不想凑熱鬧，但看了報導，也有一些淺見發表，正如我就黃燕雲的死因研訊所寫的3個blog，動機相同。

首先，有關性騷擾的投訴並非公開聆訊，只憑報導，難以掌握案情的嚴重性，所講的强抱觸及胸背，可以是非禮，也可以是無猥褻心的冒犯。由於資料有限，我不能妄下結論。我只想評論兩點。一，事主批評懲罰太輕。輕或重，用甚麼標準來衡量呢？恐怕是一個不容易判斷的問題。就算是刑事案，判罰的準則(sentencing tariff)也很難有一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規則，但可概括地說要考慮事件的嚴重性、被告是否坦白認罪、過往紀錄、重犯的可能性、對受害人的影嚮(impact)等。性騷擾投訴成立，也會考慮類似的因素。投訴人可能不同意處罰的方法，但投訴人的看法並非關鍵所在。最重要的原則是，處理手法是否合理公正。


另一點要評論的是，有關不准投訴人帶同律師出席調查的批評。莊耀洸律師在另一則新聞裏講，不准投訴人帶同律師出席，可見中大高層的防性騷擾知識貧乏云云。With due respect, 這觀點標少不敢苟同。現代人權氾濫，很小的事情，動輒就提出法律訴訟，勞民傷財。有不少事情，其實可以用簡單的協商調解方法處理，而無需對簿公堂。投訴人要律師陪同出席，要達到甚麼目的呢？性騷擾訴諸法律的話，涉及刑事的，應該報警；涉及民事訴訟，應該入禀區域法院索償。由大學執行的調查，如果雙方都延聘律師，豈不是校方也要延聘律師？不如乾脆由法庭來處理，何需大學介入？中大防止性騷擾小組並非一個由法例訂立的法定組織(statutory body)，主要功能是調解而不是紀律聆訊，不能引用終審法院的林少寶案例(Lam Siu Po and Commissioner of Polce FACV9/2008)所定的準則。況且，林少寶是受紀律處分的警員(defaulter)，在聆訊中不准他延聘律師抗辯，跟受性騷擾作投訴的證人，角色完全不同。對這類調解性質的調查，我們主要看程序上是否公正(procedural fairness)及有否違規(procedural irregularity)，未必一定要有律師在場才能做到公正持平。從另一角度看，勞資審裁處及小額錢債審裁處也不准律師代表出席聆訊，以免造成在律師費方面的花費跟申索額不成比例的結果。不准律師出席，也有它的道理。無論是刑事或民事案，代表證人出席審訊的律師，屬watching brief，根本沒有發言權。只有在刑事案代表被告，或民事案代表與訟雙方的律師才有發言權，帶律師出席性騷擾調查的話，他可以擔當何等角色呢？

我相信中大性騷擾情況不一定嚴重，性騷擾在很多地方是普遍現象，只是基於私隱或啞忍而沒有揭露出來。不論男女，感到冒犯的時候，應該表達看法，防微杜漸。總有些立心不良的人，初時作試探舉動，繼而變本加厲，以為你很受落。若不發聲，便身受其害。不要以為只有女性是受害者，男性受性騷擾比女性更噤聲而已。

公款召妓，聲淚俱下

Opposition, media unleashed a lynch mob - Thomson

May 21, 2012 - 4:26PM

Federal MP Craig Thomson has accused the opposition benches and the media of unleashing a lynch mob on his family and staff.
He admitted he had no explanation "to definitively explain what happened" regarding the allegations that he misused union funds. "But that shouldn't be unusual," he said.

Mr Thomson began his much-anticipated parliamentary address by revealing some of the threats he and his family had received.

Pointing at the opposition and media benches, he said: "You have unleashed the lynch mob. And you have fanned it. And for that, you all, ultimately, are responsible."
Mr Thomson said that the Australian public should be concerned the Coalition had done away with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Craig Thomson breaks down during his address to Parliament. Photo: Andrew Meares

Opposition Leader Tony Abbott had claimed that "I am not entitled to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because I am clearly guilty", Mr Thomson said.
........
Mr Thomson - who is alleged to have spent more than $6500 on escort and prostitution services - said he had been set up by his union and political foes.

......

Mr Thomson said there were several "scenarios" that could explain away the fact his telephone records showed phone calls were made from his mobile to escort services and brothels.
"I don't have an explanation ... to definitively explain what happened," he said. "But that shouldn't be unusual."
Mr Thomson said of the seven occasions alleging the use of prostitutes, "three of them could not be me".
On two occasions he was with other people.
On one occasion he was in Perth, "not being in Sydney for the month around the alleged incident".
Mr Thomson urged authorities to get video footage, which is normally archived by brothels, to prove once and for all who had been there.
"I raised this issue two years ago with Fair Work Australia," he said. "Get the footage, see who was there on those days."
He said it was incorrect that a copy of his driver's licence was given to the brothels and that his driver's licence number was written on payment slips.
His driver's licence was commonly available within the union for purposes such as right of entry permits, he said.
The speech was initially scheduled for 15 minutes but Mr Thomson was on his feet for almost an hour.
Leader of the House Anthony Albanese called for the Thomson matter to be now left alone.
"In Parliament we've seen Craig Thomson make a very comprehensive statement," Mr Albanese said.
"It is now not up to Parliament to make judgements."
A Fair Work Australia investigation report found Mr Thomson - the former national secretary of the Health Services Union (HSU) from 2002 until his election as a Labor MP in 2007 - misused almost $500,000 in members' funds on escort services, cash withdrawals and electioneering.
......
Mr Thomson claimed that Labor had instructed him to withdraw his defamation case against Fairfax, owner of the National Times, and that "it had been a mistake" as it had given the impression he thought he could not win the case.
 (Excerpt from Sydney Morning Herald)

對上一篇寫Thomson是一個月前，名為議員虧空公款召妓反獲賠償 ，這場政治醜聞還繼續演下去。工黨政府既是弱勢政府，也是少數派政府，對Thomson恨之入骨，但投鼠忌器。把醜聞的影響減低，唯有叫他脫離工黨，成為獨立議員，揭開面具，其實還是影子工黨議員，他那一票對工黨舉足輕重。醜陋的政治交易，使人噎不下這腥羶之氣。癩皮的Thomson，一味抵賴，7次使用工會信用咭為召妓結賬的紀錄，解釋不了就輕輕帶過，以"That shouldn't be unusual"作解釋。他還可以厚顏無恥到指責反對黨及傳媒是「執行私刑的暴民」(lynch mob)。要調查這件案的真相，輕而易舉。向妓院稍施壓力，交出招呼這恩客的妓女出來，開個聽證會，便可水落石出。沒有這樣做，箇中的包庇及政治交易，骯髒污穢，難以言表。

時常聽政客講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give him the benefit of doubt"等廢話，講刑事法當然要具備這些概念，如果講議員的操守及公信力，根本無需用刑事法的舉證標準，濫用這些字眼，變成遮醜的幌子，愚民的掩眼法。英雄有淚不輕彈，詞窮理屈的人，擠幾滴淚，擾亂視聽，裝扮成傷心至已無語凝噎，簡直使人嘔吐。

Read more: http://www.smh.com.au/opinion/political-news/opposition-media-unleashed-a-lynch-mob--thomson-20120521-1z025.html#ixzz1vU4gYL2Z

Epping滅門案的一些發展

Wife of man charged with killing Lin family may testify

Paul Bibby
May 17, 2012

The wife of Robert Xie - the man accused of the 2009 Lin family killings - may be called as a 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 in his upcoming committal hearing, a court has heard.

Mr Xie, 48, is accused of killing his brother-in-law Min "Norman" Lin, 45, Mr Lin's wife Yun Li "Lily" Lin, 43, their two sons, and the boys' aunt, Yun Bin "Irene" Yin, 39, in their home in Boundary Road, North Epping, in the early hours of July 18, 2009.

He was charged in May 2010 with five counts of murde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killings, which police believe were motivated by a deep hatred towards Mr and Mrs Lin who Mr Xie allegedly felt were being unfairly favoured within the family.

In Central Local Court today, the Crown prosecutor, Kara Shead, said she intended to call Mr Xie's wife, Kathy Lin, as one of 13 witness at his committal hearing, which determines whether or not the matter should proceed to trial.

Ms Lin is a crucial witness in the case as she shared a bed with Mr Xie on the night of the killings and found the bodies of her brother and his family the next morning.

However, Mr Xie's barrister, Graham Turnbull, SC, said that he opposed Ms Lin being called as a witness though he has yet to outline his objection.

The legal argument, before magistrate Julie Huber, over the application for Ms Lin to be called as a witness will take place on July 10.

Mr Xie's committal hearing will take place on August 20. (Sydney Morning Herald)

以前寫過The Epping Murder 這宗兇殘的謀殺案，上個月被告申請保釋候審，控方反對保釋時傳召了案件主管作供，透露了一些控方證據，從報導看證據頗弱，隨時不足以建立表面證供(prima facie evidence)，若真如此，被告在交付審判程序(committal proceedings)時會要求進行初級偵訊(prelimemary inquiry)，未上高院審訊，先挑戰控方證供，表面證供不成立的話，案件有可能在那階段便完結，無需答辯(no case to answer)，無罪釋放。只可講「有可能」，因為就算被告在裁判法院初級偵訊階段脫罪，控方也可以向高院法官申請，用自動刑事起訴書(voluntary bill)的方式，把案件直接 轉介高院審訊。聽取滅門案擔保申請的法官Justice Price，在拒絕擔保之餘，也講了"The applicant may have a reasonable prospect of being found not guilty." 證供之弱，可見一斑。


上面的新聞是幾天前的報導，控方有可能傳召被告的老婆作供。這涉及配偶的特權(spousal privilege)的問題。在香港或英國，除了很少的控罪外，配偶不能被傳召來指證對方，那是所謂有資格或可予强迫(competent or compellable)作供的問題。去年11月，澳洲聯邦高等法院(相等於香港終審法院)在Australian Crime Commission v Stoddart [2011]HCA 47(30 November 2011)一案，裁定普通法裏根本沒有配偶特權這樣東西。我真的看傻了眼，這裁決和我以前在香港所學的概念完全不同。當然我不清楚澳洲有沒有像香港證據條例(Cap 8)第6條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Cap 221)第57條那類法律條文(statue)，清楚訂明配偶的特權。

在Epping Murder案控方傳召被告的老婆，大概是依賴Stoddart案的裁決作為理據，控辯雙方在7月10日的法律爭議(legal argument)將會是正審的前哨戰，不論結果如何，隨時發展成未正審先上訴。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註釋：
Australian Crime Commission v Stoddart [2011]HCA 47(30 November 2011)


Stoddart涉嫌稅務欺詐，Australian Crime Commission傳召Stoddart的老婆Louie Stoddart作供，Louie Stoddart以配偶特權為理由拒絕回答問題，並向聯邦法院申請禁制令(injunction)拒絕繼續作供。當初提出的爭論點是Australian Crime Commission的法律條文不容許證人拒絕回答自行入罪的問題(self incriminating questions)，是否引申至配偶特權也要放棄，殊不知聯邦高等法院竟然裁定在普通法(common law)中，並沒有配偶特權。